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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中国的形象

第11节：新的文化运动

作者:张颐武

李长之的思想也是四十年代具有超越性的思想。他正是在和冯友兰的对话中形成他的中国文艺复兴的深刻思想的。他的代表作《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就是这一思想的代表性的论著。如果说冯友兰的思想具有高度的理性和思辨色彩，李长之的思想则更加感性和充满激情。

他的方法是尝试直接探入五四，在对五四的再思中建构新的文化。在对五四的反思中，李长之将五四视为现代过程的一个并不完美的abadatxt。他在书的序言中开宗明义指出:我的中心意思，乃是觉得未来的中国文化是一个真正的文艺复兴。五四并不够，它只是启蒙。那是太清浅，太低级的理智，太移植，太没有深度，太没有远景，而且和民族的根本精神太漠然了!我们所希望的不是如此，将来的事实也不会如此。在一个民族的政治上的压迫解除了之后，难道文化上还不能蓬勃、深入、自主和从前的光荣相衔接吗?现在我们应该给它喝路，于是决定我的书为迎中国的文艺复兴。

这一关于五四乃是启蒙运动而不是文艺复兴，中国应该迎接新的文艺复兴的思路是李长之精神的核心和关键。《五四运动之文化的意义及其评价》和《中国文化运动的现阶段》两文可以说是系统探讨这一问题的重要文章。在这里，李长之首先辨析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不同。他构筑了一个将现代性分为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两个不同方面的阐释策略。他好像要把这正好和五四时代的思想家的思路有巨大的区别，胡适在论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直接将它描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③而李长之却将两者做了一种二元对立的区分。他认为文艺复兴应该是一个古代文化的再生，而五四运动则仅仅是启蒙精神的展现。他认为:启蒙运动的主要特征是理智的，实用的，破坏的，清浅的。我们试看五四时代的精神，象陈独秀对于传统的文化之开火，象胡适主张要问一个为什么的新生活，象顾颉刚对于古典的怀疑，象鲁迅在经书中所看到的吃人礼教，这些都是启蒙的色彩④而这种启蒙精神的主要特征是明白和清楚。所以五四精神就是一种清浅的理智主义。他的这一定位使得对于五四的思考清晰化了。他的这一方法乃是用将五四的话语彻底西方化，似乎是用西方现代性的双重abadatxt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来衡量五四，却发现五四并不能达到彻底的西化，这个文艺复兴的缺乏正是五四与西方的现代性的距离。在这里，李长之将五四的文化逻辑贯彻到底，推向极点，用更严格的西方标准衡量五四，反而发现五四的局限在于没有对于传统的再发现。这种独特的方法也值得我们思考。

他枚举式地展开了五四的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五四是一个移植的文化运动。第二，五四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文化运动。第三，五四运动在文化上是一个未得自然发育的民族主义运动。第四，五四这个时代在文化上最大的成就是自然科学。第五，五四文化运动可看作西洋思想演进的一种匆遽的重演。第六，五四运动的精神事实上已渐就结束。最后的这个观点他举出了两个超越五四的例子，一个是中国营造学社的建筑活动，另外一个就是冯友兰的《新理学》。李长之的思想也是在和同代人的不停的对话中形成的，其对话的中心就是冯友兰的思想。他也批评新理学的体系太过理性，难于超越五四，却又认为新理学是五四的理智主义的最高的结晶，已经具有超越五四的可能。尤其是冯友兰的有关接着讲和照着讲的不同方法的辨析对于李长之尤有启发，而冯友兰的对于传统的肯定，对于中国文化具有的旧邦新命的信念也给了李长之深刻的启发和超越五四的思想前提。

李长之在对五四的反思中对于中国的文艺复兴提出了新的思考。冯友兰乃是接着中国的传统文化讲，而李长之正是对于五四的接着讲，而不是仅仅照着讲。超越五四，正是以文艺复兴的命题，接着启蒙精神向前发展。他认为:超越五四需要从偏枯的理智变而为情感理智同样发展，从清浅鄙近变而为深厚远大，从移植的变而为本土的，从截取的变而为根本的，从单单是自然科学的进步变而为各方面的进步，尤其是思想和精神上的，这应该是新的文化运动的姿态。这不是启蒙运动了。这是真正的中国的文艺复兴!①

从这个abadatxt开始，李长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从文艺复兴的高度加以再阐释。《中国文化传统的再认识》一文分三篇，上篇为《儒家之根本精神》，中篇为《古代的审美教育》，下篇为《中国人人生观的缺陷》。这三篇文章完整地提出了对于传统复兴的方向，给中国的文艺复兴提供了思想资源。《儒家的根本精神》直接回到现代中国否定最多的中国传统的主流儒家，对于儒家的价值给予了充分的阐扬。李长之也将孔子视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核心。李长之当时指出:孔子是奠定中国儒家思想的人，也是把中国民族的所有的优长结晶为一个光芒四射的星体而照耀千秋的人。孔子的真价值，却无宁在他那刚强，热烈，勤奋，极端积极的性格。这种性格却又有一种极为特殊的面目，即是那强有力的生命力并不是向外侵蚀的，却是反射到自身来，变成了一种刚强而无害于人，热烈而并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