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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中国的形象

第25节：革命的再想象

作者:张颐武

十年过去，文学在中产化和青春化的方向上走到了今天，它们已经超越了原有的新文学的既定的概念，而和一个新的新世纪文化相互应和，体现了新新中国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环境下的新的文学的出现。这种新的文学当然未必是理想化的，但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文学中想象自己，书写时代的。这就是我们的命运，也是我们的选择。

革命的再想象

近年来，将所谓红色经典改编为新的影视作品的现象异常流行，不断成为媒体炒作的中心。革命的历史能量好像被再度唤醒，变成了新的全球化和市场化时代的最爱。这里的戏剧性在于，人们描述我们的时代是消费主义的时代，但我们所消费的却是激烈地反消费的豪迈的革命激情;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倾向个人负责，但我们所倾心的却是革命的集体生活带来的欢欣。最近崔永元对于老电影的缅怀的节目引发的关注正是这一状况的最佳的表征。市场化时代的脱口秀的文化英雄却最心仪革命年代的奉献与牺牲的英雄。这些好像矛盾的景观其实有异常丰富的启发性。《林海雪原》的改变引发的一系列争议其实是这一复杂性的集中的反应。这里的多重的复杂性应该引起我们的新的思考。

其实红色经典的重写风潮最为直接地反映了一个中国新的和平崛起，开始融入世界秩序的时刻人们的复杂的心态。一面是市场逻辑带来的经济发展的合法性和消费浪潮的合法性使得中国的普通人获得了更多的发展自身的机会和满足消费需求的可能，另一方面却是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和越来越紧张的市场中的生存竞争。这使得生活越来越个人化，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个人不得不完全面对自己的生活中出现的挑战和危险。中等收入者的满足和不安几乎是共存的。象《手机》这样的电影或者《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这样的电视连续剧其实都凸现了我们对于自身生活的某种焦虑。个人的自我面临许多不确定的挑战。

与此同时，全球化带来的赢家通吃的跨国公司文化其实已经显露了许多问题，也和中国的许多伦理观大相径庭，而全球反恐看似对立分明的价值观和中国百年以来的弱者的自我定位和习惯的思考方式是非常不同的观念，它带给了对于我们原有的强弱、正邪、善恶价值和思考方式的颠倒和改变，而中国加入世界秩序并在其中成为强者和过去被压迫的弱者的悲情也有很大的差异。而这些变化并没有得到非常清晰的阐发和揭示。这构成了一种暧昧难明的复杂状态，让我们对于世界上的许多事物产生困惑。这些都加重了中等收入者的文化焦虑，产生了许多复杂的不适和困扰。

而红色经典创造的是一个以二十世纪的红色的革命浪潮带来的人类尝试以集体性的行动改变世界和自身的确定性和善恶分明的单纯感。在这种明快的革命的美学中，压迫者和反抗者，正义与邪恶，善良与凶暴之间截然对立的冲突中，个人可以找到一个想象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找到一个对于自己来说高度安全的社群。这里可能没有那么多所谓个人自由却又有一种强烈的确定性存在，让我们在对于过去的浪漫的怀旧中得到一种想象的欣悦。这种欣悦并不是回返过去时代的真实，而是用从过去借来的时间来补充我们对于今天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复杂性和微妙性的焦虑。在这里，其实越是我们匮缺的，越是我们渴望的。红色经典的集体性和单纯感以及对于理想的乌托邦的热情正是一个平淡无奇的经济社会所需要的。这里有异常丰富的象征性的符号，有壮美的英雄行为，这些都超越了全球化和市场化的世俗性的经济社会的界限，一种生活在别处的渴望让我们对于这些改编饱含期待。

但今天的创作者却早已不是当年的处身其中的原作者，那些原作者当年创作的时候，他们的经验的真实就是他们所想象的一切，而今天的创作者却经历过不同的生活，也无法在一个新的环境中完全复原过去的名著，因为过去合理的，在经历了历史的跨度之后可能不合理了，容易理解的，今天也不容易理解了。于是他们往往采取两个策略。一是将英雄人物按今天我们对于人性的理解加以诠释，往往为人物加上所谓的情感和欲望的要素，也就是人性化。其实，他们往往对于市场化下的人性和革命的狂飚时代的人性的不同缺少同情的了解，于是造成了对于原有想象的改变。二是进行一种所谓合理化的解释，以今天的文化逻辑合理化过去的事物。象新《林海雪原》对于杨子荣的诠释就是这种改变的典型。它所引起的争议，其实不是说明改编者不尊重原著，而是今天饱经沧桑的我们和那个单纯的时代之间的距离。其实，新《林海雪原》符合了个人化的逻辑，提供了世俗的理解，却没有了原著的浪漫的豪情。这其实是我们和当年的曲波的距离。我们批评新《林海雪原》的时候，其实也是尝试超越自己。距离不可更改，但浪漫仍然诱惑我们。

中产化和青春化：新的阅读空间

许多人对于目前的阅读状况有诸多不满。但让人目瞪口呆的是书籍所拉动的资本的期望似乎仍然越来越大。中国的图书市场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活力。这里我们的阅读空间的改变其实支配了新的图书市场的选择。我们的读者从来也没有象今天一样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