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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研究思路与论文设计

???何谓研究？有人说，写文章等于是研究。从形式上讲，这个看法应该没错；然而，如果写文章只是一个资料信息搜集和整理的过程，把事例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那么写文章不等于是研究，包括写所谓的学术论文。如果学术研究一定要与资料信息扯上关系，那不过是因为研究必定是“为了使我们对所关心的和所感兴趣的现象或疑问增进认识而收集分析资料信息的系列过程”。这个所谓的系列过程，源于“问题”，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围绕“问题”，而不是“资料信息”展开的。准确的说，研究是运用一定的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完成一个完整的逻辑思辨的过程。

???一、提出问题

???无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社会科学家，他们的工作方式大概是类似的。他们对一个问题产生兴趣可能是由几种方式中的一种引起的，可能是新的、令人感兴趣的事件。比如说，一颗星星突然增加了几倍的亮度，一种新的疾病侵入人体，一次大的金融危机在世界发生，或者一个极权主义政权的兴起，以致我们都受到战争和恐怖的威胁等等。科学家在研究中或由于偶然事件，发现了一种令人困惑不解的事实，而这一事实根本无法用现有的理论解释清楚，也可能会引起科学家的研究兴趣。科学家产生了兴趣抑或困惑之后，第一步便是提出一个既有意义又可研究的问题。

???那么，对于政治学科、尤其是国际政治学科而言，所谓的“问题”包涵哪些基本的类型呢？不妨借鉴国内一位国际关系学者的看法。他指出，政治学家研究国际关系时一般也会像新闻记者或者史学家们一样关心五个W（是谁who、在何地where、何时when、做了什么what和为什么why）以及HOW的问题，但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是什么(what)”、“为什么(why)”、“怎么办(how)”这三个问题上。政治学家对国际关系的研究有两个层面，即理论研究层面和政策研究层面。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于发现国际关系的本质和规律，因此，理论研究多选“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对外政策研究的目的在于提出更有效的政策，因此政策研究的选题多是“怎么办”。当然，在实际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可能需要就两类、甚至三类问题都做出不同程度地回答，不过在具体地选题过程中，研究人员应该明确把哪一类问题作为核心来思考。

???下面试举两例加以说明。

???比如，台湾学者王定士2002年的著作《俄罗斯对中国政策之内外动因及其局限》，是对于“是什么”问题的思考。在作者看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中国政策的形成，乃是俄罗斯的决策精英们以战略安全和国家发展等国家利益的考量为诉求，承袭苏联时期对中国政策的遗产，依据内外环境的变化，并透过克里姆林宫政治的交叉与互动形塑而成”。这一研究在这里被我们提及，倒不是因为作者的观点一定能经得起检验，而是相关研究的问题十分明确，即聚焦于“是什么(what)”。惟有自己先搞清楚所欲研究的主题与问题，清楚地给以界定，才能给出具体的回答；否则，“以己昏昏，如何使人昭昭？”

???再如，美国学者斯蒂芬·范·埃弗拉的著作《战争的原因》，开篇就指出欲研究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引发了现代社会的多场大战？在这些原因中，哪些是可以预防的呢？什么是可能引发未来战争的原因呢？而又怎样能更好地防止这些战争呢？”正如埃弗拉所论述的，他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新鲜；不过，令人悲哀的是，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寥寥。虽然有大量探讨战争原因的文献问世，但这些文献在如何预防战争的问题上着墨不多。所提到的大多数原因都不具有操作性。（例如，人类的本能，各国国内政治经济体系的性质或是国家间实力的分布。）许多将原因视为可操作的假说并未得到验证，这使怀疑者很容易就否定它们。因此，这些著作大部分得不到主流评论家、政策制定者与和平组织的重视。有鉴于此，《战争的原因》目的是提出具有指导性而有用的关于战争原因的假说——也就是说，假定战争原因能够切实可行地通过相应的对策来解决。埃弗拉的研究可谓是“独辟蹊径”，这主要得益于他对相关问题研究现状或者资料信息的质疑和批判，发现现有理论文献与经验事实之间的差异，进而他就有了创新研究的起点。

????所举上例同时引出了一个我们在进行研究和提出问题时，通常绕不开的环节，即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和评述。埃弗拉的研究问题，显然是从文献评述中得来的；这显示出进行文献梳理与评论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做好文献评述又是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创新的起点。也许我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对问题的思考只是初步的，但毕竟是已经“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文献回顾与评述显然不是简单地罗列已有的研究成果或资料信息。在当今知识爆炸的时代，学术研究试图穷尽所有相关文献的做法在经验上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诚如一位学者告诫我们的，合理的文献梳理应该注意三个问题：文献的针对性、相关性及学术性。针对性是指所要收入的文献应是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