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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纪律建设辅导讲稿

党的生活纪律是党员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应当遵守的行为规则，涉及党员个人品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等各个方面，关系党的形象。百余年来，不仅要求党员干部在工作和学习上起到先锋模范作用，还要求他们坚持从生活小事小节中加强修养、完善自己，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

保持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

回溯党的历史，从井冈山、延安到西柏坡，从“两个务必”到八项规定、反“四风”，我们党历来倡导勤劳节俭、艰苦奋斗，反对生活奢靡、贪图享乐。

建军初期，针对军官生活特殊化等问题，三湾改编时规定官兵待遇平等，连队成立士兵委员会，监督部队的经济开支、参与伙食管理等。红四军从军长到士兵，同吃同穿同劳动，朱德带头到山下挑粮，虽然生活艰苦，但是官兵团结一致、士气高涨。

中央苏区时期，为了减少生活浪费，毛泽东亲自拟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十四号》强调，政府中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都须尽量减少。这一切节省，虽在各部分为数甚少，但积少成多，并可以养成苏区中更加刻苦、更加节省的苏维埃工作作风——这是万分必要的。

延安时期，我们党将艰苦奋斗作风的培育与“厉行廉洁政治”等紧密联系在一起。1939年6月5日，中央书记处关于严格建立财政经济制度的决定中“任何机关部队必须照批准之预算限度内开支，如有浪费或超过情事，概不批准。”各机关部队学校不得互相请客（外客来宾招待除外），平时开会不得招待酒菜香烟。在1946年12月，中央作出关于开展节约运动的指示，提出“应动员全党全军全根据地人民开展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运动”，应尽量裁减干部特殊待遇和一切不必要开支，在生活方面规定了严格的纪律。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使国家尽快富强起来，我们党一再强调要坚持和发扬好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精神。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并讲了一个事例：1949年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5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毛泽东认为，这恰恰是好事。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要求提倡艰苦奋斗。

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党员干部特别是某些高级干部中存在的特殊化现象，1979年11月，我们党出台《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详细严格地规定高级干部生活待遇，要求高级干部要在作风建设中起带头作用。1980年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在政治上、生活上搞特殊化的权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八项规定作为加强作风建设的切入点、全面从严治党的突破口，从带头践行八项规定等，率先垂范、身体力行，狠刹“四风”、过紧日子，让实干苦干、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得以坚持好、继承好和弘扬好。《廉洁自律准则》对党员的生活提出了高标准要求，明确党员必须“坚持尚俭戒奢，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坚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甘于奉献”。相应地，《纪律处分条例》也划出了不可逾越的底线，对生活奢靡、铺张浪费、贪图享乐、追求低级趣味，造成不良影响的，要给予党纪处分。

遵守良好家风的生活规矩

党员干部的家风折射作风，其家庭家风家教情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党的形象，是人民群众评判党的工作成效的重要参照物。延安时期，当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得知毛泽东在延安做了“大官”而请求介绍工作时，毛泽东回复：“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更是给自己定下三条原则：念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湖南毛泽东遗物馆陈列有一封毛泽东回绝外婆家15个人请求照顾的信件，这封请求入学、工作等照顾的书信转交到毛泽东手里，他在信的页眉批示了一行字：“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要说话的。”周恩来更是专门召开家庭会议，定下“十条家规”，内容涉及不能丢下工作专门进京看望、外地亲属进京一律住招待所（住宿费由家里支付）、生活要艰苦朴素等，教育他们“完全做一个普通人”。

一代代共产党人更是严格遵守家规的典范。焦裕禄教育一家扎根兰考，要求子女“工作上向先进看齐，生活条件跟差的比”；他不让孩子“看白戏”，将票款如数送给戏院，又建议县委作出“十不准”的规定。谷文昌一贯严格要求自己和家属子女，不搞特殊，不以权谋私。二女儿结婚想让他批点木材做家具，他严词拒绝：“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

进入新时代，《廉洁自律准则》《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纪律处分条例》等相继将家风建设作为党员干部作风建设重要内容，要求党员干部既要严于律己，又要从严治家，既要把好廉洁自律的“前门”，又要守好家庭防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