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法典“合同编”与“总则编”和“物权编”的体系关联.pdfVIP

目次

一、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二、民法典体系中“合同”的真正含义与体系安排

三、“债权合同（合意）”直接产生“物权效果”的理论疑问

四、结论

摘要民法典有其内在与外在体系，“意思自治”属于民法典的内在体系之

一。我国民法典编纂的使命之一应该是按照体系化的方法，将现有的单行民事

立法进行整理，去除逻辑上的矛盾，消除规范之间的冲突，修改已经不适应我

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规范。但从现在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看，逻辑体

系上的问题仍然存在，表现在：（1）“合同”的规则没有作为“公因式”规定

在民法典的“总则编”以适用于所有的协议，而是保持了现行合同法的局部完

整性，架空了“总则”，使其失去了应有的作用；（2）承认并区分“物权”与

“债权”，但却模糊“债权合意”与“物权合意”。有时“债权合意”仅仅产

生债权效果，但有的时候却直接产生“物权效果”，但这些“物权”又不能对

抗第三人，使中国物权法上产生了许多“二物权”。如果说，单行民事立法有

某些“凑合”的因素，那么，在编纂民法典的过程中，就应该消除这些不协调

因素，让法典成为规范统一、逻辑一致的杰作。

关键词法律行为合同债权合意物权合意登记对抗

一、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从法典的构成看，应有其自身的内在与外在体系。“总则编”与各分编，

各分编之间应有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的关联。民法典“合同编”“总则编”

与“物权编”之间应有上述体系关联。但从我国《民法典各分编（草案）》

看，这种体系化的关联并未显示出来。首先，“合同”是否应该属于“法律

行为”的范畴而涵摄在其中？从立法所体现出来的内在与外在体系看，这种涵

摄关系非常模糊，难以分辨。其次，“合同”这一概念在民法典体系中究竟是

指什么，并不明确。它仅仅是指发生债权效果的“合意”吗?从民法典体系的视

角看，法律行为包括单方法律行为和双方法律行为，而双方法律行为肯定就必

须有“合意”。但双方法律行为并非仅仅是指“债权合同”（也就是我国合同

法上的合同），收养协议、离婚协议、监护协议等都是双方法律行为，只是不

产生“债权效果”罢了。如果我们仅仅把“合同”的规则规定在债法或者合同

法中，特别是将合同成立的方式和程式——要约与承诺规定在《合同法》部

分，特别是像现在的《合同法》第2条明确排除“收养、离婚、监护等身份关

系的协议”使用《合同法》的可能性，体系化的疑问当然就是：除了债权合同

以外的合同（协议）去哪里寻找适用的规则？与《合同法》比较，现在的《民

法典各分编（草案）》第255条第2款已经不坚决排除非债权协议适用合同法

规则，这是否意味着所有协议都可以适用“合同编”规则？如果真的是这样的

话，更严重的体系化问题是：我们既然有德国式的“总则”，为什么不把关于

双方法律行为的共同规则作为“公因式”规定在“总则编”的“法律行为”部

分呢？我们这样的体系化方法，是否是在架空“法律行为”，空置“总则

编”，从而割裂民法典“总则模式”中的各编之间的内在与外在联系？这样

做，是否给人这样一种印象：所谓的民法典编纂实际上是以现行法为基础的

“汇编”，而不是按照体系化的方式，即按照民法典的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的

要求将现有的民事立法进行有机整合，而是在搞“邦联制”——多个中心、没

有核心，实际上就是“松散式的民法典”？

另外，物权与债权的区分并不是必然的，也不是所有国家民法典都采用的

概念。但既然我国的民法学理和立法都承认“物权”与“债权”的区分和区

别，就应该有支撑这种区分的实际“力量”或者基本理论，如果物权变动是债

权行为的结果，那这种区分的意义何在？对此问题，我国民法学界争议很大，

民事立法却比较混乱，但有一个体系化方面的重大疑问是：“债权合意”能直

接产生物权吗？从整个《合同法》立法看，似乎难以得出这种结论，因为我国

的合同法仅仅规定合同生效后产生履行请求权，没有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后

果。但《物权法》就比较混乱：有的债权合意直接产生物权变动，例如，动产

抵押、不动产役权的设立等。但有的债权合意却不能直接产生物权变动的效

果，例如，房屋买卖、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设立和转让等。这种立法体系难道在

体系上不存在问题吗？

以上问题，不仅是立法中亟须解决的问题，也是民法理论研究中需要认真

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