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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型非标准就业特征及关键问题

一引言

伴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量新经济业

态涌现并蓬勃发展，如电子商务、网约车服务、在线教育和第三方支付等。新经济业态的发

展对就业和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突出体现在增加就业机会和丰富就业形态两方

面。有研究发现，2007～2016年，中国的新经济业态年均增长20.6%，相应就业年均增长

7.7%。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相关报告，新经济业态的发展也表现出明显的社会效益，尤其

[1]

是在解决产能过剩行业工人、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2]。另外，新经济业态的发展对就业形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衍生出一些非标准的就业形

态，包括弹性工作、第三方雇佣和平台用工等。在此背景下，加之移动通信工具的普及、消

费需求的多样化以及劳动者就业观念的灵活化等，平台用工成为日益重要的新用工现象。近

年来，平台用工在我国呈现更为活跃的发展，尤其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网约车司

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劳动者的身影几乎活跃在城市的每一条街道，成为一道特殊的风

景线。

然而，在发挥增加就业机会和促进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等积极效应的同时，平台用工的兴起也

带来一些问题和挑战，突出表现在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和劳动关系的认定等方面。在我国现行

劳动力市场制度下，劳动关系是有特殊含义的，专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雇佣中的关系，劳

动合同是劳动关系的基础。劳动关系的确立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劳动者的权益保护、社会

保险和劳动争议的解决等问题均是劳动关系范畴的问题，参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

《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而平台用工引发相应问题的症结在于，平台用工内部有不同的

就业形态，取决于劳动者是否具有雇员身份，即是否有劳动合同，平台用工分为标准用工和

非标准用工，后者简称为“平台型非标准用工”。由于平台型非标准就业劳动者不具有正式

的雇员身份和劳动合同，平台型非标准就业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护很难纳入劳动关系的调解

范畴。在国际劳工组织（ILO）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必威体育精装版的就业报告中，此类就

业也被描述或归类为“隐蔽性雇佣”“依赖性自雇”“假性自雇”，此类雇佣也是近年来出

现的新就业形态中问题最多和须重点治理的用工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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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促进平台经济和平台用工的发展方面，我国政府出台了相关文件和指导性意见，支持平台

用工等新就业形态的发展。例如，2019年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

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一系列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肯定平台经济对于增加

就业的重要作用，提出加强平台从业人员权益保护，并明确提出，相关部门抓紧研究完善平

台企业用工等从业人员社保政策、加强平台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等。为引导和规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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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车行业的发展，交通运输部2016年出台《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提出规范网约车经营行为，明确相关运营公司、网约车车辆和驾驶员的资格及法律责任。从

就业方面而言，十八届五中全会报告、近年来的一些政策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

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发展。这一系列举措，对于促进新就业形态的发展和规范行业

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过，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角度而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相关

部门也高度重视，并在积极探索中。

本文以网约车平台作为平台就业的典型代表，使用2019年全国网约车驾驶员就业状况调查

数据，分析网约车平台用工的基本状况，探讨治理该类就业的重点推进领域，并提出相应对

策建议。

二平台型非标准就业的内涵

近年来，“非标准就业”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其要义在于提供了观察和区分不同就业

形态的理论视角。有关非标准就业的论述，尤以国际劳工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为代

表。2016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世界非标准就业报告》提出界定标准就业和非标准就

业的框架，将标准就业界定为全日制、无固定期限雇佣、构成双方直接从属雇佣关系的雇佣

形式，而在此范围之外的就业为非标准就业，包括临时性就业、非全日制就业、多方雇佣关

系、隐蔽性雇佣和依赖性自雇等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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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结合中国国情，中国背景下的标准就业可以理解为：劳动者与用

人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固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