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届云南省大理市辖区高三模拟预测语文试题及参考答案.docx

大理市辖区2025届高中毕业生区域性规模化统一检测语文试题

一、现代文阅读（35分）

（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9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①考虑到中国人对时间的实在感，中国或许拥有最伟大的古代历史传统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在一切古代民族中，中国人最具有历史意识，因此在他们的文明中，事件的年代比较容易确定。考古学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物品和铭文都被细心地刻上了年代。其他文化都不曾留下二十四部正史那样的卷帙浩繁的历史文献。这套朝代史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到《明史》结束。西方人习惯于称正史为“中国编年史”，这表明西方作者对朝代史的样式了解甚少。诚然，朝代史包含有历代的基本编年史，但也包含讨论特殊主题的大量论述，比如天文学、经济学、文官制度、行政地理、水利工程、征税与通货、法律与正义、宫廷礼仪，等等。最后，它们也把大量个人传记编在里面，这些传记是朝代史中最有价值的材料。幸运的是，中国伟大的历史传统，一个重视时间的民族的作品，现在越来越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

②然而，有人曾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历史学家的时间是否不是“分段时间”，而是连续时间？不错，单纯的纪年法，比如从公元前776年开始的奥林匹克纪年，或者从公元前311年开始的塞琉西纪年，或者6世纪初确立的公元纪年，都没有在中国自发产生。中国以朝代和统治纪年，自公元前140年左右以来朝代中又有年号。但中国的历史学家又想出了一套关于王朝合法性的融贯的“单轨”理论，并努力把同时代的小王朝、王国和蛮族的纪年法与所采用的主要时间标度关联起来。在年代学领域能与约瑟夫·斯卡利格和牛顿相比的一位大天文学家是刘羲叟（卒于约1060年），通过干支周期、闰月的确认、冬至夏至的时间等，他的《刘氏辑历》体现了其“长术”（调和长期数据之术）的成果。

③此外，中国的历史编纂绝不限于朝代史的框架，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形式的“通史”发展起来，以处理包括若干个朝代兴亡在内的长时间历史。司马迁本人为通史的写作树立了典范，他的《史记》从远古一直讲到公元前100年左右的西汉时代，但他并没有提出很多理论来讨论历史学家的工作。从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开始，历史哲学才得到了精彩的研究。《史通》是世界上第一部讨论历史编纂方法的著作，很值得与八个半世纪以后的欧洲史学先驱博丹和拉波普利尼埃尔的著作相比较。刘秩（约732年）与另一位唐代学者杜佑发明了一种全面的新型制度史，刘秩作了《政典》，杜佑作了著名的《通典》。但直到1322年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出版，这种类型的著作才达到高峰。他这部内容清晰的名著共348卷，本质上是一部制度通史，也包括对制度所蕴含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状况的探讨。在马端临看来，制度史要比为偶然事件编目的年代史重要得多。他寻求历史中的因果次序，认为这比王朝更替和军事变迁更基本，这种做法在当时显然非常先进。事实上，它类似于与马端临几乎同时代的伊本·赫勒敦所开创的社会史，以及后来帕基耶、詹农和孟德斯鸠所完成的制度史。《文献通考》也对原始文献作了详细的批判分析，通篇贯穿着作者惊人的洞察和深刻的判断。

④司马光和一组合作者于1084年完成了中国最伟大的通史著作——《资治通鉴》，这幅涵盖13个世纪的历史画卷堪与吉本（英国历史学家）涵盖14个世纪的历史著作相比。由此书又产生了另一种体裁，即“纪事本末”。1190年左右，袁枢（1131-1205）考虑到《资治通鉴》材料过于庞杂，遂选出239个论题，在其《通鉴纪事本末》中分别论述。这又给接下来几个世纪创造了一整套历史体裁。这样中国人便克服了时间的“分段化”。

⑤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巨著的标题——“资治”。中国人的历史观中有一个表面上的悖论。在中国，好的历史被认为应当：（1）客观，（2）正史，（3）规范。孔子本人在其“正名”学说中便主张名副其实，实事求是。中国的史学家虽是吃皇粮的文官，但其职责乃是不计利害地对过去的活动作出判断，以“惩恶扬善”。中国政府赐死者以谥号，赐生者以封号（表明了中国人对待时间的不同态度），因此公正而权威地记录过去当然也是它的职责。最后，历史服务于一项重要的道德目的，即“资治”，指导行政工作，抑恶扬善。这便是中国历史编纂基本的“褒贬”理论，它是人类精神的一种崇高努力，尽管会使现代西方托利党历史学家感到不快。由这种组合所导致的任何看似悖谬的东西，都可以通过深藏于一代代中国历史作家心中的一种深刻信念将其化解，那便是，社会的显露和发展过程有一种内在的逻辑，一种内在的道，因此“仁心”（善心，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终究会得到社会的善果，而不仁之心则会导致无法挽回的罪恶。人们感到这种归纳有非常充分的经验依据。于是，历史是道的显现，起源于天。怎么会有人以为中国人的时间意识不如欧洲人呢？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欧洲人的时间意识不如中国人，因为道在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