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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悲剧——柳宗元《黔之驴》寓意新解

易思平

《黔之驴》是唐朝大文学家柳宗元的寓言名篇，其寓意一般理解

为：讽刺“统治集团中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无才无德、外强中干的

某些上层人物”①。然而，这种理解疑点颇多：柳宗元笔下的驴似乎

不像高官显吏，也未“仗势欺人”，谈不上与“上层人物”有多大关

系；相反，它看起来是个可怜的动物，其遭遇尤其值得同情。一句话，

这篇寓言的寓意有重新解读的必要。

《黔之驴》是柳宗元寓言《三戒》之一，另两篇分别是《临江之

麋》和《咏某氏之鼠》。这后两篇的故事大致相似：临江之麋，依仗

主人宠爱，日与家犬游戏，结果忘己身份，见外犬而“欲与为戏”，

被外犬“共杀食之”；某氏之鼠，也是因为主人宠爱，于仓廪府库中

恣意为患，“饱食而无祸”，后换了新主人，仍“为态如故”，结果

被群猫捕杀殆尽。柳宗元在《三戒》序言中，是这样说明这组寓言的

创作意图的：“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

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殆于祸。有客谈麋、驴、

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按序言中的对应关系，麋属于“依

势以干非其类”之物，鼠属于“窃时以肆暴”之物，两者正是那种

“仗势欺人”、“外强中干”而又“无才无德”的权贵或者爪牙，其

下场属罪有应得。而驴只是“出技以怒强”，显然不与麋、鼠同类：

因为它并没有“依势”逞己威势，又没有“窃时”肆己暴虐，也没有

招谁惹谁或者得意忘形而忘记自己是谁。可以说，驴完全是个弱者，

它的悲剧正是因为触怒强者而招致迫害致死的结果。

那么，《黔之驴》到底写的是什么人的悲剧?它的寓意又究竟如何?

秉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态度，我提出一个也许是“惊世骇俗”

的看法：我认为，《黔之驴》写的是中国文人的悲剧；它的寓意在于

告诫文人不要“出技以怒强”，而应锋芒内敛，谨慎处世，以求全身

远祸。这是柳宗元基于历史上许多文人的不幸遭遇和自己的痛苦经历

而得出来的人生经验与教训。

首先，考察一下中国文学史，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也许并非巧合的

现象：一些有脾气有个性的文人，对驴往往颇有偏爱。如“建安七子”

中最有才华的诗人王粲，生前就喜欢听驴叫。《世说新语·伤逝》记载：

他死后，魏文帝曹丕与文人同游去吊丧，竟每人学一声驴叫来对他表

示悼念。而西晋文学家孙楚不仅喜欢听驴叫，还喜欢学驴叫，也是

《世说新语·伤逝》记载的，孙楚恃才傲物，看不起世人，惟独尊重王

武子，王武子死后，他去吊丧，哭过之后，对着灵床说：“你平时喜

欢听我学驴叫，现在再为你学两声吧。”

驴，体态瘦弱，骨架却大，喜欢吼叫，吼叫没用还敢“蹄之”，

以性子执拗出名，人称“驴脾气”。王粲、孙楚也许正是从“驴”身

上意识到了自身的存在，从而喜欢上“驴鸣”。据《三国志·王粲传》

载：王粲年轻时依附荆州刘表，就是由于为人“躁竞”而“通脱”，

始终难与规矩而平庸的刘表相合，不得已而去依附曹操。至于孙楚，

《晋书》本传开篇便说他为人“才藻卓绝，爽遇不群，多所陵傲，缺

乡曲之誉”，他曾把“枕石漱流”一语改为“漱石枕流”，说“所以

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厉其齿”，可见是个不合流俗、兀傲

不驯的文人。

说明驴与驴脾气文人很有缘分的，更有宋朝“拗相公”王安石的

故事。据传，王安石晚年罢相后，住在南京钟山，几乎每日乘驴出游，

而且不问方向，全凭性情，率意而行：“若牵卒在前听牵卒，若牵卒

在后即叫驰矣，或相公欲止则止，或坐松石之下，或田野耕凿之家，

或入寺。”②自由逍遥之中见出一种执著与孤傲。王安石一生以性格

执拗闻世，我行我素，固执偏颇，像一头顽驴。

其实，如果再往深层里想，可以发现历史上许多有思想有才情的

“真文人”，尽管在生活中不一定对驴有什么偏好，但在精神性格上

无不与驴相通相似。他们学问才气了得，但都书生气十足，敢说敢怒，

敢发牢骚，敢不平则鸣，即使面对强权，也任性而为，无所畏惧，表

现出一种兀傲不驯的“驴性”气质。比如：战国时法家代表人物韩非、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东汉末大学者孔融、西晋著名诗人嵇康，以及唐

朝大诗人李白和大文学家韩愈，等等，无不如此。

其次，考诸文人儒生的人生际遇，又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性现

象：历史上的“驴脾气”文人大都遭遇不幸，甚至下场悲惨，善始善

终的情况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这里还以上面提到的几位文人为例来说

明这个问题。

韩非，一代博学通才，他本深知向君王进言之难，曾写名篇《说

难》，分析之精到与深刻令人折服，但现实生活中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