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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怀颖：晚商殷墟小型墓随葬陶鬲的若干问题

一、缘起

作为晚商王朝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大邑商”无论等级、规

模、人口、物质文化发达程度，还是人员与文化来源的多样性，都远

超同时期的任何城邑。在任何地域生活的人群，必然需要应对生老病

死的自然规律。生活在殷墟不同来源的人群，尤其是基层人群，在日

常生活中是否还是用其来源地文化属性的物质文化遗存，在逝去后埋

骨大邑商时是否还坚持自身族群传统的葬仪和随葬物品特点，是当时

社会基层日常但必须面对的事情，但这一颇为重要的问题讨论却十分

稀少。

对殷墟陶器的认识，是晚商时期遗存研究的基础。随着材料的积

累和认识的深入，学术界已经认识到，殷墟遗址群陶器的文化因素和

来源并不单纯，构成也并不单一。殷墟遗址群陶器的主体，是由二里

岗文化陶器群结合豫北地区早商陶器发展而来的。都城人员来源复杂，

殷墟遗址群的陶器群中也包含有不同考古学文化的陶器，因此晚商殷

墟遗址群中的文化因素较复杂。这既是晚商时期考古学文化发展过程

中开放、变化的表现，也是当时人群流动的物质反映。

由于全国各地晚商时期考古资料丰富程度及公布情况有别，考古

学文化谱系构建与认知深入程度不同，即便是殷墟陶器多样性的辨识

和分析，目前也尚处于起步阶段。

牛世山等曾对殷墟文化多样性做出过框架性认识[1]，并在此基础

上，对殷墟的硬陶、釉陶、原始瓷器类和徐家桥墓地发现的鄂东地区

因素进行过分析[2]，我亦曾对殷墟所发现的晋陕冀三地同期考古学文

化风格的陶器尝试分析[3]。

长期以来，对于殷墟身前与死后的物质文化遗存差异及其勾连关

系的讨论，多集中在等级、铜器礼制等方面。但通过日用陶器与葬用

陶器的对比，讨论不同人群在殷墟的组成线索，似乎是一条理论上可

行的道路。

对殷墟墓葬遗存中物质文化遗存最大宗的陶器，虽有专文讨论，

但视角多集中在器物的组合规律、编年和以酒器为中心的礼制构建，

将随葬陶器与日用陶器进行比较研究的视角反而较少[4]。

在殷墟无论居址还是墓葬出土的所有陶器中，陶鬲无疑是最具指

标意义的器物。

鬲是商文化研究中的标志性复杂器物代表，自先商阶段至周代长

期使用，具有年代学标尺作用。

同时，鬲也是黄河流域到北方长城地带同时期各考古学文化共有

的主要器物，是用以区分考古学文化和人群差异的代表器类。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期以来中国夏商周考古的年代学与文化因

素分析研究的基础，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陶鬲谱系的研究。虽然陶鬲不

是殷墟随葬陶器中数量最多的，但却是最具分析意义的器类。

虽然商代陶鬲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研究目的和尺度

不同，对殷墟各类陶鬲的形态分类和演变规律反映的阶段性变化已有

共识[5]。但分析目的不同，决定了结论尺度的差异。陶鬲种类繁多，

形态繁杂，既往研究的分类、认识不尽相同，随着资料的积累和认识

逐渐深入，对殷墟陶鬲的分类也逐渐细化。但由于视角和分析深度程

度不同，学者间还未有共识。

比如，必威体育精装版的研究中，牛世山将殷墟陶鬲可细分为三类34型（包

括亚型）[6]，

李晓健则将殷墟墓葬随葬陶鬲与居址发现的陶鬲皆分为9型[7]。

两相比较，牛世山的研究分析尺度较明显更为细致。

总体来看，殷墟时期陶器研究，以辨识文化因素为目的的研究刚

刚开始，对于居址和墓葬随葬用用陶器的差异，更是少有涉及[8]。由

于墓葬随葬器物往往与墓主身份、等级有特定的连带关系，也较日用

陶器更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主观选择。

在尝试分析殷墟以外族墓地时，我曾发现不同地区的族墓地，选

择的主体陶器器类存在差异，

明显有以鬲为主和以簋为主两种倾向，甚至不排除有以豆、罍

（罐）为核心的随葬陶器组合方式[9]。

有鉴于此，我在下文将尝试对殷墟中小型墓葬与居址所见陶鬲进

行讨论[10]。由于讨论目的并非年代学研究，所以本文不做类型学的

重复分析，采用我对殷墟陶鬲的谱系研究结论，

根据足部和陶质差别将殷墟发现的陶鬲分为四大类：

夹砂实锥足鬲、

夹砂柱足鬲、

夹砂无实足根鬲、

泥质陶鬲，

共22种型别差异[11]。

二、居址与墓葬共有的陶鬲

殷墟小型墓葬随葬的陶鬲形态较多，大体有夹砂实锥足鬲、夹砂

空锥足鬲、夹砂柱足鬲和泥质鬲四大类，以夹砂实锥足鬲数量最多，

泥质鬲数量次之，空锥足鬲和柱足鬲数量较少。每种类别的陶鬲，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