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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学会和近代英国科学精神

历史透视

皇家学会和近代英国科学精神

洪霞《光明日报》（2013年06月06日11版）

艾萨克·牛顿爵士

位于伦敦的皇家学会会所

1660年，英国科学家罗伯特·波义耳等发起建立了专门的学术研究

机构，即皇家学会。1662年，英王查理二世正式批准成立学会，科学

家们可以在此进行学术探讨和作品交流以及实验的演示。皇家学会的

成立，是英国理性思想和科学精神最形象的反映。

正如《皇家学会章程草案》中记录的：“我们明白，再没有什么

比提倡有用的科技和科学更能促进这样圆满的政治实现了……我们只有

增加可以促进我国臣民的舒适、利润和健康的有用发明，才能有效地

发展自然实验哲学，特别是其中同增进贸易有关的部分；这项工作最

好由有资格研究此种学问的有发明天赋的人组成的一个团体来进

行。”16-17世纪，科学研究能够得到英国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并非

一种偶然。究其实，是英国人把科学研究得以兴起、发展的基础——

理性思维以及由此演进而来的科学精神，融入到了民族特性之中，并

视之为天经地义的事物。

1.

16世纪，英格兰经历了宗教改革的胜利以及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

强盛，一个新兴的、独立的民族国家如旭日东升。在政治上倍觉民族

自豪的同时，英格兰民族也感到必须强调自己文化上的与众不同。在

当时西欧各国，民族优越感都是首先通过语言和文学来表现的，各国

都强调自己的文学比其他国家更具优点，英国也不例外。乔叟、莎士

比亚的作品都注重表现英格兰的民族性。而到了17世纪，诗人约翰·德

莱顿则成为这种文学爱国主义的代表。在其作品《奇异的年代》中，

他毫不掩饰对英格兰将要成就历史伟业的乐观信念：但是长久以来人

类那可怜、昧暗的智慧/一直在追寻却徒劳无益，至今仍不为人所知的

东西/将于这个时代在英格兰首次显现/并由此传授给那些钦羡不已的

民族。德莱顿此刻的乐观不仅是因为文学和政治，而且是由于英国人

找到了自己表达民族性的独特方式：理性。

理性在16世纪的英格兰被认为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是人类“神

圣的本质”。从培根开始，理性就被认为是现代人超越古代人的标志，

科学被视为民族之伟大的标志。英格兰人自发而又有选择地将“有理

性”视为其民族特性的具体体现和核心成分。所谓有理性，是指独立

思考，有批判头脑，有能力基于自己的知识与合乎逻辑的考量来作出

判断，热爱实践知识，习惯诉诸理智而不是情感和权威；“有理性”

会使人们在面对权威时自信而坚定，会使人们平等地获得得以进步的

真正知识。相较于文学上的成就而言，英格兰人认为理性和科学更能

表现他们的天赋。

同时，英格兰人将感官的、经验的知识作为坚持理性的基础。众

所周知，培根强调通过实验观察来获取知识，他在《新工具》的卷首

即开宗明义地写道：“人作为自然界之臣相，他所能做、所能懂的只

是如他在事实中或思想中对自然进程所已观察到的那样多。”在此基

础上，理性主义被17世纪的英国人加以进一步地阐释和强调。比如在

科学家波义耳的空气实验和炼金术实验中，理性之运用贯穿始终。而

牛顿也认为：“因为进行哲学研究的最好的和最可靠的方法，看来首

先是勤恳地去探索事物的属性，并用实验来证明这些属性，然后是建

立一些假说，用以解释这些事物本身。因为假说只应该用于解释事物

的一些属性，而不能用以决定它们，除非它能为之提供一些实验。”

在牛顿眼中，实验是为了验证理论的正确性而存在的，假说是科学研

究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正是建立了正确的思维方式，英格兰

的科学研究才得以成熟。

2.

伦敦皇家学会的设立宣告了现代科学的兴起，将科学提升到职业

声誉的顶峰，并实现了制度化。正是由于科学对英格兰民族认同具有

显著的意义，因此英格兰人对科学研究心怀敬意，进一步促进了科学

的全面进步。

首先，人们认为，对科学的追求事关民族声望，科学之伟大就意

味着民族之伟大，“为外国人所敬仰”是很多科学家进行科学探索的

动力之一。早在16世纪，英格兰科学研究就领先于欧洲大陆，培根被

誉为“我们英格兰的亚里士多德”；1600年科学家威廉·吉尔伯特在

《论磁石》中提到：“在长途航海中观察到磁偏角差异的其他博学之

士都是英格兰人。”17世纪的波义耳也在一封信中提及：“我们必须

说，英格兰有大量富有学识和满心好奇的人，其数量要比全欧洲的还

多，他们的成果实实在在而且详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