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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新：翻译文学、翻译、翻译体

翻译文学、翻译、翻译体

“美好的书是用某种类似于外语的语言写成的”。

——普鲁斯特《驳圣伯夫》

王家新

一

“一个伟大的诗的年代必定是一个伟大的翻译的年代”，诗人庞

德曾如是说。回想新世纪开始的这十年，在文学翻译方面，虽然还不

能说它有多么“伟大”，但它仍不时地给我们带来发现的喜悦，它所

译介的一些外国作家和作品，扩展和刷新了我们的视野，也在暗中作

用着这些年来的思想氛围、文学趣味和写作趋向。可以说，它构成了

我们这个时代文学整体的一部分。

说到这里，我便想起了作家出版社2004年前后出版的匈牙利犹太

裔作家凯尔泰斯的《命运无常》、《另一个人》、《船夫日记》等作

品，虽然这样的作家由于其“孤绝”和“艰涩”不可能在一般读者中

走红，但他对一些中国作家、诗人和知识分子的深度震动，仍是不可

估量的。读这位奥斯维辛的幸存者的作品，我就有一种犹如创伤复发、

无法从疼痛中恢复过来的感觉。我震慑于其中那种难以形容的力量。

我知道在接触它们的一刹那，它已在我这里留下了永远的刻痕。

而大前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罗马尼亚/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也以

其惊人的、毫不妥协的思想勇气和精灵般的艺术感受力使我们刮目相

看。诺奖颁发理由说她的作品“兼具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直，描写

了被剥夺者的境况”，但我想她对我们的“刺激”，可能比这还要辛

辣、深刻。不管怎么说，如果和这样的作家相比，我相信人们就会意

识到在我们这里最缺乏的究竟是什么。

因为以上想到的这两位获诺奖作家，我们要感谢中国翻译出版界

所做的努力，这十年来的诺奖得主，从2001年的奈保尔，到接下来的

凯尔泰斯、库切、耶利内克、品特、帕慕克、莱辛、克莱齐奥、米勒、

略萨，一直到2011年的特朗斯特罗姆，对他们的大力译介，不仅不断

构成了这些年来翻译出版的热点，及时满足了广大读者的需求，也的

确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一些新的、重要的影响，促进了中国文学与“世

界文学”的对话。

除了对诺奖和国外其他重要文学奖的特殊关注，新世纪以来的文

学翻译，还有着它值得留意的新的关注点和亮点。如果说上个世纪八

十年代是以译介西方经典作品和欧美现代主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

等为重心和时尚，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们

转向了对当代外国文学尤其是带有“后现代”特征的文学的关注，比

如说对罗思、卡佛、奥兹、村上春树、巴恩斯等作家的译介，英国当

代作家巴恩斯在获得布克奖之前，他的“后现代”小说《福楼拜的鹦

鹉》已被翻译了过来，该作品以小说的形式为福楼拜“立传”，但又

完全打破了传统叙事的模式以及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在文本形式上表

现出很大胆、新颖的实验性；还有英国当代天才的女剧作家莎拉·凯恩，

她的剧作在她自杀后不久很快在中国被全部翻译出版。凯恩的剧作的

确有点让人“目瞪口呆”，它那发自“地狱”的尖叫令人颤栗，但它

同时也是诗，是生命和艺术的绝响，我相信它会给中国读者带来“发

现的惊异”。

同时，在“多元文化”的视野和需求下，近十多年来的翻译和出

版也更多地转向了对非西方国家、或者说对处于文化冲突、交汇地带

的作家和诗人的关注，比如说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在他获诺奖之前，

他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已被翻译和出版；我想，帕慕克之所以

吸引了众多的中国作家和读者，主要原因可能就在于“在追求他故乡

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再比如叙尼

亚—黎巴嫩诗人阿多尼斯，他的诗集前几年在中国出版后也受到关注，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被视为阿拉伯诗歌的代表，有着不同于西方的

文化背景，能够满足人们对“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期盼。

令人欣喜的是，近十年来对东欧文学也有了一些新的发现，这当

然和中国作家、知识界特有的关注和兴趣有关——出于多种原因，对

于东欧文学，我们总是有一种“同呼吸共命运”之感。除了以上已提

及的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来自罗马尼亚的女作家米勒，对捷克作家

赫拉巴尔、克里玛、罗马尼亚作家马内阿、波兰作家舒尔茨的译介也

令人兴奋，尤其是对早年死于纳粹枪杀的波兰犹太裔作家舒尔茨的

“发现”，让许多中国作家“相见恨晚”。的确，舒尔茨不同寻常，

余华在给《鳄鱼街》中译本作序时就盛赞舒尔茨的那些描写，如“这

些阁楼如同密布着肋骨似的椽子、屋梁和桁梁的漆黑的大教堂，椽梁

就像冬天的阵风用来呼吸的黑黢黢的肺。随着寒冷和无聊袭来，日子

开始变得更加坚硬，像陈年的面包。”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