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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化制衡经济发展的例子

公元960年，随着宋朝文化的突破，我国古代经济也在同一时

期得到空前发展，宋朝经济无论在农业、商业还是手工制造业都高

度发达。

除此之外，宋朝时期劳动者们的创造力又进一步提高，在印

刷、造纸、制船和纺织等领域都突破了旧有规模，并开创了新的工

艺水平，这就推动了宋朝经济进一步繁荣，从而与宋朝时期儒家思

想相互影响，形成相互的推动力和阻滞力，并对后世经济和思想文

化起到双重影响，意义深远。

一、宋朝理学仅是浅层的转变

宋朝理学所掀起的呼吁人们主体意识回归的思想，可以真正意

义上算是我国最初的启蒙思潮。宋朝理学的理论观点掀起的人的主

体性和个性自由思潮，即是中国历史中第一次发生的启蒙思潮，而

宋朝理学理所当然的成为中国哲学发展史中重要的发展阶段，其起

到了推动中国哲学发展进程的重大作用。

宋朝的理学思想将“人”与“天”齐列，理论上坚信人的能动

性作用，但另一方面又极端压制个人利益和个人私欲，朱熹“存天

理，灭人欲”尽管承认人所需的基本物质需求，却无法解放人本应

有的适度享乐和天性，这无疑造成对人们自由和创造力的禁锢，无

法构成人的个体性原则，这样也就没有办法实现个体性与整体性的

统一，使整体性偏离天平，而造成这个时期人性发展的弊端和误

区。

而我们现在又常常将人的个体性原则与市场经济一同歌颂，这

是伦理层面和经济层面的结合，市场经济的发生不拘泥于表层的人

欲，显然人的个体性原则要比人欲、私利更神圣一些。但在宋朝时

期也正是连人最浅层的私欲和私利都在压制，这就自然影响了社会

经济的发展，甚至阻碍了整个经济运营的平衡。

总的来说，宋朝理学虽然将儒家思想推上新的阶梯，但并未彻

底摆脱传统儒学的根基，这就造成宋朝的文化模式没有形成新的转

变，而仅仅只是浅层的转变。

在这样的文化模式下，自然而然同时导致人们创造力的禁锢，

宋朝的经济发展亦只能是量的积累，而没有形成质的跨越。所以，

尽管宋朝经济被誉为中国封建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但也由于这时

期的思想文化对人“主体性”启发程度不够，对人欲过分偏执压

制，没有从根基上改变传统的文化模式，从而导致经济没有发展到

其原本应该达到的高度，没有形成质的飞跃。

经济的发展与人独立个性和主体意识的建立是分不开的，宋朝

这一时期对人欲的误判也是值得深刻反思的，然而毕竟受制于时代

限制，理学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掀起的启蒙思潮，无论是正统意

义的启蒙也好还是雏形也罢，其都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二、王安石不承认“私利”的合理性

说起宋朝的“功利主义”又不得不追溯到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

一的王安石，事实上王安石不单在文采上举世闻名，他的政治思想

在宋朝也是首屈一指的，其中以王安石变法为突出。

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维护宋朝统治、拯救宋朝

政治为目的，将理财、整军视为变法中心。“王安石变法”极具革

新意义，不但增强了宋朝时期的国防实力，还为宋朝经济带来极大

的利益。

其实王安石变法在实质上与功利主义息息相关，王安石本身即

是不赞同重义轻利的那派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倡义利统

一，并反对极端利己主义，对人的私利持否定态度。所以王安石变

法正是从国家公利角度出发，对国家财政、商农经济进行改革，以

求富国强国。

王安石一方面重视社会公利，但另一方面又将利己视为不义，

极端驳斥人们的私利及私欲，在这里，尽管王安石与宋朝其他儒家

思想家的重义轻利观念不同，但他们在对待人欲问题上观点是一致

的。无论是重义轻利的理学家还是功利主义学派都要求压制人欲，

并将其视为与“义”对立的一方。

而王安石本身也十分推崇儒家思想中仁义的道德伦理规范，他

肯定公利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但并不承认私利的合理性，将人们

追求的私利、利己等同于不仁义，给人在私欲的主体性扣上了这样

一个罪名，自然而然走向功利主义的片面化。

事实上，王安石的功利主义片面化恰恰是宋朝整个功利主义的

极端走向，宋朝功利主义学派过分推崇公利的重要性，这样的思想

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是具有其合理性的，也是对中国传统中富国强兵

政治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但其将私利视为不仁不义，甚至视其为一

种对公利和道德的阻碍，则对于人主体性的开发产生了巨大的对抗

作用，体现在经济上即是对个人经营的消极影响。

尽管王安石变法和众多功利主义思想家们的出发点是以富国强

兵、治国安邦为己任，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其对于人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