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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法治理论的历史演变及其借鉴意义

对西方法治的历史渊源，夏勇先生的《法治源流——东方与西方》有比较详

尽的论述。他认为，“追寻法治的源头，应该从亚里士多德说起”。但是，亚里

士多德所主张的法治，是什么样的法治？西方法治的历史发展，不同时期是不是

有不同的内涵？能不能笼而统之？英文Ruleoflaw这个词是19世纪末期才出现

的新词，韩德培先生早在40年代就有论说，但一直不为人所知，直到前几年才

看到，本想当面向老人家请教，不幸他在2009年就辞世了。2000年，指导

台湾研究生杨登杰做《从法治国家看中国传统法制》这篇硕士论文。认为，一般

人常认为法治是西方的传统。其实，现代意义的“法治国家”（Rechtsstaat）或

“法治”（ruleoflaw）并非根源于西方传统思想或制度，而是伴随着近代工商

业和工商阶级崛起而引发的思想革命（即启蒙运动）和政治革命（即改革）的产

物。这是的共同看法。但他对中国传统法制的论述，采用钱穆先生的观点，有所

保留。认为，从西方传统政治思想史来看，柏拉图的国家哲学被当代哲学

家波普尔（KarlR.Popper,1902—1994）视为极权政治思想的鼻祖，主宰中世纪的

经院哲学则为天主教会的神权统治提供理论依据，两者都与现代法治理念背道而

驰。亚里士多德虽然提到法治，其出发点却非现代法治所强调的个人自由，而是

为了实现更高的善；此外，他还承认与现代法治理念水火不容的奴隶制度的合法

性。正因为这样，所以有人认为亚氏所说的法治是奴隶主法治。西塞罗（Cicero，

公元前106—前43年）的自然法思想固然是建立法治国家的思想根源，但这种

思想与其说是立足于人权理念，毋宁说它和亚里士多德的法政思想一样，更强调

的是整个共同体的善，并把追求共同体的善看作公民的美德和最终目的。再

从西方传统政治制度史来看，雅典的民主政治只限于占人口极少数的自由民才能

享有参政、议政的权利。而自由民虽然有权分享国家主权，“但在所有私人关系

中却是奴隶。作为公民，他可以决定战争与和平；作为个人，他的所有行动都受

到限制、监视与压制；作为集体组织的成员，他可以对执政官或上司进行审问、

解职、谴责、剥夺财产、流放或处以死刑；作为集体组织的臣民，他也可能被自

己所属的整体的专断意志褫夺身份、剥夺特权、放逐乃至处死”[插图]。同样的

情形也见于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那里，个人以某种方式被国家所吞没，公民

被城邦所吞没。”换句话说，即使在古代西方的共和国里，社会集体也对个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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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享有完全的权威，现代法治国家所极力保护的个人自由并不受重视。至于中世

纪的欧洲，则是神权统治的时代，统治权完全为僧侣阶级和贵族阶级所垄断。15、

16世纪民族国家兴起之后，又进入绝对王权时代，强调君王主权至上。这些制

度无疑都和现代法治国家的要求相违背。直到17、18世纪，随着工商业蓬勃

发展而崛起的新兴工商阶级才有力地推动了法治国家理念和制度的萌芽。这些新

兴工商业主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不但要求国家公权力遵守法律，也要求法律体

现保障人权的精神，甚至要求加入议会，参与法律的制定。当时启蒙运动思想家

的理论，就成为他们要求与专制君王、封建贵族及天主教会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

启蒙运动针对当时天主教会的教条主义和封建王权的专制主义提出了有力的抨

击，是欧洲文化史上最活跃、最具冲击力的知识分子的自觉运动。它要求每个人

要勇于摆脱传统的束缚，勇于独立思考，对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