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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穆旦的短暂“重现”

诗人穆旦在二十世纪新诗史上的重要性在经过长久的考古式“挖掘”之后，到现在似乎已成了一个共识”，对穆旦的研究也已山单纯的“文学史追认”转入角度更为宽广的学理探索之中。在数量逐渐增多的研究文章中，穆旦40年代的作品几乎是无可争议的关注重心（的确，从这一阶段穆旦的写作入手能够有效地新诗现代性求索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而他晚年的那次迸发式写作也吸引了不少研究者把它作为穆旦一生心智的总结、作为“黑暗”与“黎明”过渡带的“寓言”加以考察。但是与上述两个阶段的创作相比，穆旦另外一个写作相对集中的时期一一1957年一一的创作、发表和接受情况，除了在传记性质的描述中作为“不公正待遇”的例证顺带提及之外，还很少有文章专门进行讨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讳莫如深”地逃避这一话题的现象呢？香港诗人黄灿然最近的一篇文章可以为我们“症候”式地提供某种具有普遍性的解释。在《穆旦：赞美之后的失望》这篇被收在《语言：形式的命名》中“重读诗歌史”一栏的文章中，黄灿然认为《穆旦诗全集》一书中所收穆旦50年代的作品破坏了穆旦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这些作品“把一个杰出作家的劣质部分无情地凸显了出来”，原因是这些作品“完全加入了当时口号诗和教条诗的大合唱”，“把诗歌当成工具”，并指出写作时期标注为1951年的两首“沦落”的诗（《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和《感恩节

一可耻的债》）发表在1957年的杂志上表明作者丧失了最基本的反省力和判断力（“写了几年之后仍然敢拿出来发表”），他得出的结论是，从五十年代的写作来看，穆旦“缺乏成为伟大诗人所需的深层素质”，理想的《穆旦全集》应该只有1949年以前和七十年代的诗作加上他的译作。考虑到黄灿然是一位较有影响的优秀诗人，他的这种观点或许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的想法：与前苏联或者其他极权政治下的诗人相比，穆旦虽然身遭不幸，但他1957年发表的作品更多地表现出对国家机器的逢迎而不是拒绝的姿态，因而绝不能与其先锋的40年代和隐忍的70年代作品同日而语，它们的价值乃至穆旦本人的价值应该“打折”。且不说黄文的论述中有史实的失误（他认为在1951年“穆旦当时刚从美国回来不久，政治形势还不至于很恶劣一一他至少还有不写的自由呀！”但如果那两首诗真是在标注的日期一一1951年写就的话，穆旦那时也是在美国：他1953年才回国。），单就他认为这些作品“完全加入了当时口号诗和教条诗的大合唱”、他对穆旦“为什么不承认自己的怯懦？为什么不承认自己缺乏知识分了应有的勇气？为什么不承认自己缺乏诗人应有的独立精神？”的诘难而言，将它们放置到1957年的具体历史语境之后是否还是有效的说法还值得我们认真推敲。为了验证这些想法到底是不是以当下的眼光来推断历史的臆想，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1957年穆旦诗歌的发表情况及其收到的“回馈”。

穆旦的诗歌在1957年报刊上的集中“再现”的确有些让人意外。虽然穆旦在四十年代已不只是为《中国新诗》的同人们所欣赏，已具备了相当的影响力，但在为左翼文艺按照上层意志设置的49年以后“当代文学的写作格局中却没有他的栖身之所。由于与延安文艺形态的规范相去甚远，主流话语对穆旦采取了有意忘却的“策略”，在对新诗史进行修辞学处理的时候尽量抹除有关穆旦的一切痕迹。这种情况并没有因为穆旦的主动归国而得到扭转，这可以从1956年第一号《文艺报》上一幅颇具象征意味的大型作家群像漫画《万象更新图》得到侧面证明：在这幅寓示着“新中国”文坛人员构成情况的“钦定清单”上没有穆旦的影子。但是一年之后，在诗歌创作上长期销声匿迹的穆旦连续地在《诗刊》第二期上发表了长诗《葬歌》、在《人民日报》5月7号第八版发表了《九十九家争鸣记》、在《人民文学》第七期上发表了《问》、《我的叔父死了》、《去学习会》、《三门峡水利工程》、《“也许”和“一定”》、《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感恩节一一可耻的债》七首诗。这是否意味着穆旦为了适应“当代文学”的写作规范已彻底调整了自己的“文化性格”？是否暗示了穆旦在一定程度上已被主流文坛部分地接受？答案并不是那么简单，我们需要从发表的背景、作品本身的意蕴以及作品的接受情况加以综合考察。

首先，穆旦的诗歌“再现”于1957年这一特殊的年份而不是其他时期，这一文学事实本身就暗示了从1957年的文学状况入手可以发掘到当代文学看似铁板一块的整体构成之中一些微妙的“另类”因素。兴许是当下思想、文化环境的相对宽松使许多人习惯于臆想“另类”成分存在的“理所当然”的方式一一沉默、拒绝、抗争，而忽略了在“一体化”构成的内部缝隙中查找“另类”的赋形方式，凡在十七年期间以非地下的面目出现的作品常常被时下历史感簿弱的人统统视作“与主流媾和，这样，主流文艺形态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