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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经方的标准

作为中医防治疾病的主要工具，方剂是在辨证立法的基础上，按

照一定原则，选定药味、药量等组合而成的药方。组方讲章法，用药

有规矩，这一过程尤其需要充分考虑处理好其间的各种关系，如方与

证、方与药、药与药、量与效等。兹对此略谈拙见。

方证关系

辨证论治的基本要求是法随证立、方从法出，即治法由证而决定，

是组方的依据；方剂依法而组建，是治法的体现。因此，方证关系其

实反映的就是关于证与方之间的适配性问题。

方证相应，或谓之方证辨证，是张仲景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

《伤寒论》中有“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之言，并将所辨之证以

方剂命名，如“病如桂枝证”，“柴胡证不罢者，复与柴胡汤”等。

一般认为病是因特定的致病因素、发病规律和病理演变导致的异常变

化过程，具有特定的症状和体征，涉及全程，贯穿始终；而证是疾病

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病理本质的概括，包括病位、病因、病性及邪正

关系，具有阶段性、动态性。

这种证与方一一对应的关系模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孙

思邈对《伤寒论》的整理即采取了“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方法。

朱肱则称以“药证”，谓“所谓药证者，药方前有证也，如某方治某

病是也”，并提出“须是将病对药，将药合病，乃可服之”。柯韵伯

认为“仲景之方，因病而设，非因经而设，见此症便与此方，是仲景

活法”，其《伤寒来苏集》的编撰即采用以方类证、以方名证，方不

拘经。徐灵胎以方证相应为据，编著了“不类经而类方”的《伤寒论

类方》。日本古方派代表吉益东洞指出：“《伤寒论》唯方与证

耳”“医之方也，随证而变，其于证同也，万病一方；其于证变也，

一病万方。”

方证相应的关系实质是“有是证则用是方”，即方与证之间有着

相对固定不变的关系，如治疗太阳中风证的最佳用方是桂枝汤，治疗

脾胃虚寒证的最佳用方是理中丸，治疗气虚血瘀证的最佳用方是补阳

还五汤等。

这种方证的对应关系，还产生了“异病同治”的现象，如胃下垂、

直肠脱垂、子宫下垂等病，若同因于中气下陷者，则均可用升提中气

的补中益气汤治疗。

此外，方证之间还存在着一对多或多对一的关系。如小柴胡汤既

能治伤寒少阳证，也能用于妇人热入血室证；龙胆泻肝汤既能清肝胆

实火，又能泻下焦湿热；补中益气汤既能治疗脾胃气虚证，又能治疗

中气下陷证，还能治疗气虚发热证。而八珍汤、十全大补汤、人参养

荣汤等均可用于气血亏虚证。

方药关系

方以药成，方药之间存在着有离有合的关系。徐灵胎《医学源流

论》言：“方之与药，似合而实离也。得天地之气，成一物之性，各

有功能，可以变易血气，以除疾病，此药之力也。然草木之性，与人

殊体，入人肠胃，何以能如人之所欲，以致其效？圣人为之制方以调

剂之……故方之既成，能使药各全其性，亦能使药各失其性。操纵之法，

有大权焉。此方之妙也。”近代新加坡名医黎伯概亦言：“药者呆板

之物，而方者灵变之才。若分各味药，则本划然各有一性，而联合用

之，则已别为一意义，是为方之性理，此为中医所独长。”

方与药合，药物的性能和功效是组方选配的依据，也是一个方剂

的功效基础。通过了解方中药物的功效，即可大致判断出该方剂的整

体功效。如黄芩、黄连、黄柏、栀子均为苦寒而善清热泻火解毒，所

组成的黄连解毒汤的功效则为清泻三焦火毒。再如人参、茯苓、白术、

甘草均有补气健脾的功用，由此组成的四君子汤自然也以益气健脾为

主功。由此可见，这种方药相合的关系，反映了方与药，尤其是主药

功效的一致性，即药物功用与方剂主体功效大体相同。方剂功效则是

方中各药味功用的集合，只是这种集合决非药味功用的简单堆砌或加

和，而是循法配伍，力求取长补短、扬长避短的结果。

方与药离，药在方中，原有的性能及功效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改

变，有时会呈现出一种似合实离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同一药物在不同

方剂中有选择性地发挥作用，所谓“随证配伍，功效各异”。

如陈皮在异功散中的作用是行气散滞以防补药之壅，在二陈汤中

是理气燥湿以助化痰，在保和丸中是理气健脾以消食滞，在补中益气

汤中是调理气机以助升降，在五仁丸中是行气通滞以助传导，此即

《本草纲目》所言之“同补药则补，同泻药则泻，同升药则升，同降

药则降”。

再如桂枝，《成方切用》有言：“桂逢阳药，则为汗散；逢血药，

即为温行；逢泄药，即为渗利，与肾更疏，亦必八味丸之桂，乃补肾

也。故曰当论方，不当论药，当就方以论药，不当执药以论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