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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村社制度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织，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组织。进入民国

以后，由于自然经济基础的解体，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和现代化事

业的发展，特别是社会观念的变化，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功能

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湖南历来有聚族而居的习俗，数代同堂、人口达数十上百的家庭

数量很多。1717年至1963年五代以上大家庭有132户［1］128，受

表彰的五世同堂大家庭共计44户，百人以上达10户［2］665；零陵

县五星岭续家村续三雄兄弟四代一起共72人［3］70；衡南县小江口

贺绍立，年百岁时，五世同堂，全家达口76人。［4］119这种状况

在晚清自然经济逐步解体、乡村资本主义经济开始成长后即逐步瓦解。

进入民国以后，城镇资本主义经济获得进一步发展，家庭进一步发生

变化。首先是家庭结构的变化，其趋势是小型化，即以夫妻和子女组

成的核心家庭为主体，成为家庭的主要形式。这一变化首先在城镇出

现，即工人家庭的出现。工人家庭或者是夫妻双方均为工人，或者仅

仅丈夫为工人，但无论何种情况，此种家庭一般晚婚、晚育，且限于

经济的原因（工资低）难以养育过多的子女，或者无法接纳父母居住

一处，因此其家庭人口少，是以夫妻和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工人家

庭的出现同样给乡村家庭带来变化。首先，中国工人来自农村，并且

始终与农村保持密切的联系。农民离村进入城镇成为工人，本身就使

农村家庭人口减少，农村大家庭逐步消失。不仅如此，民国以来，大

家庭就被视为束缚青年的枷锁而为进步人士所诟病，新文化运动时期，

家族制度受到猛烈的抨击，维系旧式大家庭的纲常伦理也遭到强烈批

判。妇女解放运动汹涌澎湃，特别是大革命时期，乡村妇女运动极大

地冲击了封建的婚姻家庭观念及制度。1927年4月，在激烈的湖南

农民运动中，广大妇女踊跃参加，在600万名农民会员中，妇女就占

40％，她们一边与男同胞一样，积极参加政治经济斗争，一边向封建

的思想意识和伦理道德发起猛攻。她们在乡村妇联和农协妇女部的支

持下，对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封建观念进行冲

击，拆毁贞节牌坊、保节堂，打菩萨、闹祠堂，清查烟、赌、嫖，禁

止缠足和蓄妓纳妾；实行男女平等，提倡婚姻自主，开展剪发放足，

号召移风易俗等。

此外，民国时期日益凋敝的乡村经济，使得维持大家庭变得日益

艰难。晚清以来，自然经济陷入解体，商业资本渗入乡村，地权高度

集中，农民生活日益贫困。有调查者对长沙县崇礼堡乡298户农户

1948年1月至5月五个月的收入、支出情况进行了考察。在这298

户中，85％以耕种为主业，其中大多数为佃农，平均每家佃地19．2

亩，其次为半自耕农，每家耕种28．2亩，自耕农每家耕种35．5亩。

自耕农平均每户岁入142万元，尚须除去25％的田赋、肥料、人工

费；半自耕农岁入111万元，除去10％之田赋、地租及20％之肥料、

人工费；佃户每户岁入76万元，其中半数归地主，再扣除肥料、人

工，基本温饱不能满足。总的情况是，收支两抵，佃农家庭亏欠户数

达74％以上，由此可见乡村的贫困化程度。衡山县师古乡的调查也

同样印证了民国时期乡村农民生活的困顿。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学

校的调查人员于1936年在衡山师古乡选择了304户农家进行收支调

查，其中佃户142家，占46．7％，自耕农109家，占35．9％，地

主13家，占4．3％，无地亦不种地38家，占12．5％，雇农及租入

及租出各1家，各占0．3％。除地主外，64％的农户人均年收入仅

在30—50元之间。［5］858—859这种收入状态，当然无法支撑大

家庭的生活。因此，民国时期湖南家庭结构是向小家庭发展。据统计，

民国时期湖南家庭户均人数为5．5人，与晚清时期6—8人相比，已

经下降了不少。［6］128

家庭结构变化的同时，家庭关系、家庭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传统

家庭是以父系为中心的，父权制非常严重，子女、特别是妇女在家庭

中处于服从和依附的地位。进入民国以后，一方面由于观念的变革，

另一方面由于自然经济的解体，妇女、子女一样承担更多独立的劳动，

经济上具有了自主的地位，因而使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家

庭成员逐步具有了平等的权利。国民政府颁布的《民法》从法律的角

度规范了家庭关系，其“亲属编”规定：“子女从父姓，另有约定者，

从其约定。第1091条规定未成年人无父母，或父母均不能行使、负

担对于其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