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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亚钧丨王献之行草书美学范式的历史价值及当代启示

作者：常亚钧

（河南省书协书法学术委员会）

正文

行草书严格地讲并不属于独立的字体,但是,行草作为一种书法表

现形式其实早在晋宋之际就已经存在并迅速发展成熟了,而首次创制这

种艺术表现形式的便是王献之。

纵观书法史,行草书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几乎在每个朝代都会有所发

展。晋宋以后,大体经历了四次历史性的审美嬗变。

王献之行草美学范式对当代行草创作具有重要启示,要实现当代行

草艺术的健康发展,必须更新行草的学术理念,调整创作思维方式,把行

草艺术提升到历史的高度。

谈论行草无论如何无法绕开两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一个是王献之,另

一个则是张怀瓘。

王献之几乎是被书法史遗忘的一位仙骨神俊。时世更替,书风嬗变,

似乎总也难觅小王的影踪。也许是因为王羲之巨大的历史阴影的遮掩,

人们无法真实地看到王献之书法独特的艺术魅力,小王陪伴在大王身后

如同书法符号一样,声名与影响其实难副。特别是初唐李世民独尊大王,

贬抑小王,批评王献之的书法是“隆冬之枯树,严家之饿隶”,遂转移了

人们的书法视角,自兹以降,二王父子之影响分出轩轾,产生了极不相称

的历史现象。

追思王献之书法的历史命运,不免让人黯然神伤。人类个体相对于

浩翰的历史星空是多么渺小啊。无可奈何花落去,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

这样残酷无情。然而,事实上王献之作为中国帖学四大天王之尾,仅次

于王羲之的位置,他改制行草,并把妍媚书风推向历史极致,这些都是历

代书家无法比拟的。

张怀瓘作为唐代书法理论的重镇,他十分崇尚王献之的书法,贬抑

王羲之书法。在《书估·草书》中把王献之列为第三,而王羲之则列为第

八。他认为“逸少草书女郎才,无丈夫气,不足贵也”。而对王献之行

草则给予很高的评价,并首次对行草的概念进行了阐述。

因此,今天我们重新研究行草艺术,以王献之行草范式和张怀的行

草史观为切入点,从中或许可以获取一些历史的启示。

一、从张怀瓘行草史观看王献之改制行草的重要历史意义

行草书严格地讲并不属于独立的字体,唐代的书家徐浩称之为“破

体”,所谓破即有打破既成规范之嫌。行草书,或行或草,非草非行,草

又处其间,无藉因循,从来没有哪位书家把它定为一种正体,也没有人把

它与篆、隶、楷、行、草五体相提并论。韦续《五十六种书》中详列

了诸多杂体,偏偏没提到行草。

张怀瓘《六体书论》中也只有小篆、大篆、八分、隶书、行书、

草书,同样不显行草的位置。传统书论甚至有飞白、八分这些隶书另类

体势的论述,却很少有行草的固定提法。但是,行草作为一种书法表现

形式其实早在东晋二王时期就已经存在并迅速发展成熟了,而首次创制

这种艺术表现形式的便是王献之,奇怪的是书法史并未详实地给予记载。

如南朝羊欣作为王献之的亲传弟子,时有“买羊得王,不失所望”之誉,

在其《采古来能书人名》中只说:“王献之,晋中书令,善隶、藳,骨势不

及父,而媚趣过之。”并没有点明王献之善行草,连行书也没有提到。

而王僧虔《论书》中却记载羊欣善行草。他说:“欣书见重一时,行

草尤善,正乃不称。”如果历史记述无误,应当说王僧虔首次提到了

“行草”这个书学概念。但联系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王僧虔的

“行草”之说,很可能又是关于行书和草书混并的简称,并非就是严格

意义上的“行草”概念,正如我们当代书坛仍然习惯把行书、草书混合

起来简称“行草”一样。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真伪尚存异义,所言

王献之“善隶、藳”,这其中的“藳”与“行草”有无直接联系,另当

别论,反正,从现有的书法历史资料看,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的书学史很

少有人提到“行草”,这让我们很难捕捉到当时有关行草的较为准确的

信息。

然而,从传世的晋宋人墨迹及刻本看,行草书作为一种全新的书法

表现形式其实在晋宋之际早已风靡一时,且人才辈出。如羊欣、薄绍之、

谢灵运等人皆学王献之行草书,在当时影响很大。

书法时空转切到唐代,我们有幸聆听到了一位王献之书法历史解人

的声音。张怀瓘并不苟同于唐太宗李世民和孙过庭的书法史观,他崇尚

王献之的书法,这是他之所以十分关注王献之,并对其行草书给予详实

阐述的重要原因之一。张怀瓘从三个方面分别论述了王献之的行草艺

术。

第一,关于行草书的艺术价值,他在《书议》中说:“子敬才高识远,

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

者谓之真行,兼草者谓之行草。子敬书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