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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业务数据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探析

作者：申国军

来源：《中国检察官·司法实务》2021年第09期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尤其大数据应用的快速发展，检察机关办案方式和数

据统计方式都发生了较大变化。2017年全国检察业务应用系统统计子系统上线运行，实现了

网上办案、管理、统计的一体化，检察业务数据量也出现了爆发式增长。这为深化数据应用提

供了条件，也为数据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检察业务数据管理办法》的出台解决了数据管理

上的基本问题，接下来更需要进一步转变数据管理理念、更新数据管理方法、提升数据管理效

果、释放数据管理价值，为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数据力量。

关键词：数据管理治理质量价值

当今世界，数据被视为科学的度量、知识的来源，没有数据，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政策

制定，都寸步难行。[1]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数据确定为与劳动、资本、土地、知

识、技术、管理并列的第七大生产要素。2021年6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并于2021年9月1日正式施行。这说明数据

的价值愈加凸显，已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予以考量和保护。检察业务数据作为我国数据海洋中

的一个细微分支，不仅反映着检察机关的办案数量质量、效率效果，更反映着我国社会的治安

状况甚至整个社会的运行态势，其价值和作用毋庸置疑。如何管理使用好这些数据可谓迫在眉

睫。本文试着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谈一谈检察业务数据管理的有关问题。

一、检察业务数据管理的历史变革

谈检察业务数据管理就离不开检察业务数据统计这个话题。统计在我国自古有之，最早可

追溯到上古时期的结绳记事，实际上就是一种统计。《周易·系辞下》曾有记述：“上古结绳而

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即根据事件的性质、规模或所涉数量的不同，系出不同的绳结。

这表明当时已用“结绳”法来表现社会现象的数量，并产生了简单的分组。这可视为我国古代统

计思想的萌芽，当然那个时候还不是用数字来记录统计结果。但是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统计本身

就是一種社会管理方式，只是对统计自身的管理尤其是统计数据管理就是后来甚至当代的事情

了，远远晚于统计以及相关统计数据产生的阶段。检察机关对检察业务数据的管理随着数据统

计方式的发展而发展，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检察业务数据手工统计阶段[2]

时间为2003年之前，这一阶段为手工统计阶段，对检察业务数据的管理主要是形式上的

管理。以1985年为界又可以分为两个小阶段。1985年以前，属于手工分散统计阶段。这个阶

段，各级院均由各业务部门单独统计，按条线报送，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最高检”）各

业务部门自行对下统计汇总。统计数据的形式没有规范要求，有的采取登记本式，有的采取卡

片式，随意性比较大，相关数据很难去核查，报送的时间也很难保障。

1985年至2003年，属于手工集中统计阶段。这个阶段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逐渐实行由

专门的统计部门或者人员进行统计。1985年10月，最高检召开第一次全国检察统计工作座谈

会，研究统计集中管理问题。座谈会前后，各省级院纷纷设立了统计科，有的在办公室，有的

在研究室。1988年8月，最高检在办公厅正式设立统计处，负责业务数据统计管理工作。二

是进入案卡时代。1992年，最高检正式印发第一套案卡，统计人员依据案卡填报数据报表，

案卡是数据源头。案卡的作用在于有据可查，内容丰富，并为计算机化提供基础。目前检察业

务应用系统的数据生成，仍然采用的是这一模式。三是开始推广使用计算机。单机录入案卡信

息，数据与案卡相对应，各地向最高检报送磁盘，最高检汇总生成全国统计数据。

（二）检察业务数据计算机输入统计阶段

时间为2003年至2016年，这一阶段实现了计算机统计，对检察业务数据的管理由形式管

理向实体管理过渡。2003年，随着检察工作的深入开展和计算机应用的进一步普及，最高检

在全国检察机关推行检察机关案件管理系统，简称为AJ2003系统，实行以统计案卡信息填录

为基础的数据收集、汇总、上报调查机制，即进入机器统计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一是

实现了由纸面填报到计算机录入的转变;二是实现计算机上案卡生成数据报表;三是实现了远程

点对点报送，尽管这个时期还是单机部署，但是AJ2003系统是检察信息化的里程碑，检察机

关业务信息化建设，可以说是从统计开始的。

2012年，在AJ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