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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流变与国际法互动

近四百年来国际法的发展，无疑是与国际关系的演变息息相关的。故而对国际法发展阶段的划分，应该

以国际关系的质变为基础[1]。虽然国际法必然要适应国际关系的发展，且国际法也应当有近代、现代与

当代之分，但是其涵盖的具体时间跨度并不与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完全吻合，至少，那种精确地以

1914年和1945年为分割点的做法并不必然是合理的。

一、近代国际法：国际法之初生

第一阶段，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国际法在欧洲产生并形成初步体系。17世纪初，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在西欧兴起，神权衰落，神圣罗马帝国名存实亡，各个独立的国家为了利益既合作又斗争，这为

国际法的分娩提供了历史的必然性。而关键的偶然性因素出现在1648年。随着30年战争的爆发，德

意志成为一片废墟，参战各国均损失惨重，法国与瑞典的联盟虽然取得对哈布斯堡王朝与天主教同盟的

优势，但也无力再战，各国最终决定媾和[2]。于是就有了划时代意义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及其

签订的和约。在当时，要实现和平，就必须保持德意志各诸侯国的稳定，因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承认了

各诸侯国的主权，实际上也就肯定了同一时期格老秀斯在其巨著《战争与和平法》中提出的国家主权原

则，[3]8而一个主权国家所组成的社会的形成，也就标志着国际法的产生。

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开创了以多边会议解决国际问题的先例，强调了条约的拘束力，彻底实现了格老秀斯

将国际法与神权区分开来的主张，并促进了外交关系法的发展。[4]当然，由于这个主权国家的社会刚刚

脱胎于中世纪的神权社会，实在国际法尚未形成规模并且需要依靠自然法理论发展自己，故而带有超实

在倾向的自然法学就成为了主流国际法学说。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预示着民主国家将取代封建君主成为国际法的主体。这一时期关于国际法主体的承

认与继承的问题总是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国际法被适用于这些问题并在这类问题的解决上发挥了

很大的作用。①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震撼了欧洲并为诸多国际法制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①之后拿破仑在

欧洲大陆建立了霸权，此间战争法发展较为迅速[5]81-82。拿破仑兵败后，欧洲重新恢复了势力均衡。

国际关系的相对平衡以及贸易往来的增多促进了条约法与外交关系法的发展，战争的经常性与残酷性又

使得人道主义法有所发展，而无论是围绕抢夺殖民地还是划分欧洲领土的争端，都推动了对国际法上领

土（包括海洋与河流）制度的缓慢演化。1815年举行的维也纳和会，标志着一个“欧洲协作”时期的产生

[6]，这也就为国际法展开自己的初步体系铺平了道路。

可见，这一阶段，国际法的发展依附于欧洲国际关系。主权国家相继从神权中解脱，各国经常性的纷争

以及总体上的势力均衡，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殖民地的开拓，使得国际法在欧洲产生并初步展开，自然

法学的兴盛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国际法被经常性地适用于国际关系，加强了整个国际社会

的认同感，促进了国际争端的解决，影响了国际社会的发展走向。这就是国际法自己的，而不是其他相

关范畴的“近代”①阶段。

二、现代国际法：国际法之形成

第二阶段，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晚期，国际法从欧洲扩展到全球，并在阵痛中逐步形成较完整

的体系。

“欧洲协作”的维持，表明各国已经自觉地、合意地运用国际法来调整国际关系。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

发之前，国际法已逐渐从欧洲扩展到全球：在美洲，美国与其他南美各国相继独立，美国发布“门罗宣

言”，倡导非殖民主义与不干涉主义，[7]希望在本国实力不足的情况下以国际法为武器维护本国在美洲

的利益；在中近东，土耳其根据1856年《巴黎条约》被宣布加入“欧洲公法”；非洲许多国家沦为殖民

地或被保护国，远东的中国、日本、泰国等被纳入不平等条约体系。当然，此时的国际法仍然以欧洲为

中心[8]。

列强进一步的资本输出与殖民，一方面导致关于领土问题的探讨的深入，另一方面引发了关于外交保护

问题的激烈争论。①革命的频繁发生与新独立国家的成立，使得承认问题成为国际法的热点问题。海洋

法、国际河流、外交关系法、战争法、人道主义法、以及关于中立和庇护的法律制度都实现了从习惯法

向条约法的发展。以国际行政联盟为代表的国际组织的出现，预示着主权国家垄断国际法主体资格时代

的结束。仲裁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方法的兴起，不仅表明国家对运用国际法解决国际问题的认同，而且

实实在在地满足了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上述发展都是由于国际交往的增强而产生的，同时国

际法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

随着实在国际法，尤其是国际条约的激增，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