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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然

一、传统地理观念的出现与发展

将“地理”二字与西文的Geography相对应，认为它是一门研究地球表面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分布规律

及其成因的科学，包括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等分支领域，这是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结果。从这一意义

而言，地理学的现代概念完全是外来的。

但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并非没有地理学的观念，而且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与西方相比自成体系。“地理”

一词最先见于《易系辞上》：·“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孔颖达疏：“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

称理也。”这一阐释较为含糊，大略可以理解为山川形势。因而地球表面具有地域差异的事象在古代一切均

可以“地理”二字出之。如《汉书郊祀志下·》称：“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这指的是自然环境要素；

《汉书王莽·传下》载：“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这大体指一种地缘政治形势。由此引申出来的还有《博

物志》卷一所言：“地理广大，四海八方”，这简直指整个地表范围；而《京本通俗小说碾玉·观音》称：“写

了他地理角色与来人”，这又具体指地址以及行走线路。

如果当作一门学问，“地理”在中国古代也有两种含义。其一是将山川形势与星象、阴阳相结合的相地

术，即风水地理。如《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术数类存目二所录明李国木撰《地理大全一集》三十卷《二集》

二十五卷，明罗珏撰《地理总括》三卷，以及不著撰人名氏的《地理玉函纂要》二卷，都是这一类的东西。

这一门学问起源甚早，自唐末以后大盛于世。元人称：“极于宋末，儒之家家以地理书自负，塗之人人人以

地理术自售”[1]；实际上，直到晚清民国这一情形在民间依然改变无多。由于其要旨在辨阴阳、卜吉凶，与

科学精神相去甚远，本文对其且不加讨论。

地理作为科学意义上的一门学问，其在中国形成始于汉代。东汉班固为西汉一代撰述国史，编成《汉

书》，其中关于地理方面的专篇即为《地理志》。这是我国第一部以“地理”为名的地理学著作，它的出现

标志着我国传统的地理学至此已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当然我国的地理学知识并不自《汉书地理·志》始，最早的典籍当推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禹贡》。《禹

贡》是《尚书》中的一篇，包含九州、导山导水、五服三个部分。历史上曾长期认为它是大禹治水成功的

纪录，而九州是当时曾实行的政治制度。实际上它只是战国时期人的伪托，大一统思潮兴起之后的产物。

与《禹贡》差相同时的地理著作还有著名的《五藏山经》，即现存《山海经》中的《山经》部分。有

人认为它成书于《禹贡》之前，如顾颉刚先生；也有人认为它受到了《禹贡》的影响，如王成祖先生。但

大体说来，认为它成书于战国时期，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它包括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

中山经五个部分，共26篇，俨然将地面分为五大区，通过山列的走向记载各地的矿产、奇异的动植物乃至

巫医、神话传说。它记事带有很明显的夸诞、浪漫的特征，难以征信，因而其地理价值根本不能与平实质

朴的《禹贡》相提并论。

《禹贡》中各部分的地理价值当然也不可以等量齐观。有人认为其精华在导水、导山的部分[2]，从知

识的准确性而言此说不无道理，但若考虑到知识体系以及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禹贡》最有价值的部分

无疑是九州。它所划分的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彼此间的界线都是自然的山川；

每一州又分述其山川、泽薮、植被、土壤、赋税、贡品以至贡道（交通），贡品中既有天然的动植物、矿

产品又有人工培植的或手工艺品。叙述的内容从自然到人文，尽管未免有想象的成分，但已充分体现了作

为现代地理学核心的区域性和综合性的特点，构成了我国区域地理最早的范式。即便在世界上它也是最古

老的区域地理著作。

在《禹贡》与《汉书地理·志》之间还有一些其它的典籍含有部分与地理相关的内容，如《管子》、《吕

氏春秋》、《尔雅》、《周礼》、《史记》。托名管仲所作的《管子》实际上主要是战国后期的作品，其

《地数》、《地员》、《度地》诸篇涉及到矿藏、土壤、水文、植被等自然要素，不妨认为是自然地理知

识的萌芽，只是这些知识并没有对传统的地理学体系产生影响。《吕氏春秋》的《有始览》包含着对“地有

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薮、风有八等、水有六川”诸概念的解释，但这些概念及解释都不很可

靠，颇有向壁虚构之嫌。

同样提出了九州概念的还有《尔雅》和《周礼》，这些九州与《禹贡》中的划分各有异同。《尔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