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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025学年宁夏吴忠市青铜峡市宁朔中学高三上学期开学考试语文试卷

一、现代文阅读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儒家思想发展已有几千年，重义轻利的思想始终占据了主流，但是各个时期呈现出不同特征。

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他们认为，义重于利，道德价值高于物质利益，人的精神需求比物质需求更重要。他们把“义”与“利”相互对立，在这两者价值选择中作了优先安排。孔子把“义”看作立身行事的根本，指出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价值标准。孟子认为，重义还是重利，是区分善人和恶人，甚至人与禽兽的根本标准。因此，我们发现孔孟的义利观开始把“义”与“利”相对立，主要从理想人格上、人生价值与意义上立论的。孔孟虽然从价值优先性，把“义”与“利”对立起来，但他们并不认为“义利相排斥”，只是要“义然后取”，即在符合义的前提下，人们可以去追求利。用“重义而不轻利”来概括孔孟的义利观，我想是比较合理的。

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后，标志着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董仲舒在义利观方面较为集中的言论有两段。其一：“天之生之地，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利不能安。”即认为“利”为人们生活所必需。与孔孟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相比，已减少了“利”的含义；其二：“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认为，有道德的人懂得了“义”便应该“不谋其利、不计其功”，实际否定了君子在合乎“义”的情况下追求“利”的合理性。这与孔子的“义然后取”是明显不同的。董仲舒把人人都需要的“利”解释为“养其生”的基本物质需要，而处于社会上层的“仁人”是不存在“养其生”问题的，所以他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追求“利”。表面上看来，董仲舒的义利观比孔孟的道德境界要高，而实际上是一种倒退，因为，董仲舒的义利观与现实生活相背离。用今天的活说，这是讲空话，唱高调。董仲舒虽然提倡“仁人”“不谋其利，不计其功”的思想，反对人们对功利的追求，但他认为，人对于义与利两者，人皆不可少，只是“身之养莫重于义”而已。

中国社会到宋代以后，封建政治日益显示出腐朽性，封建思想也日益显示出虚伪性。这时，在义利观上面，宋明理学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把“义”与“利”完全相隔离。宋明理学奠基人程颐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他们把儒家义利观中的“义”与“利”二者的关系发展为如水火之不相容，有义则无利，有利则无义。把“义利”与“公私”相连，“义”与“公”相连，“利”与“私”相连，义利关系就成了公私关系。

明清时期，以颜元为代表，颜元批评董仲舒和宋明理学的义利观，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追求利益是人的活动的普遍特征，道德不是空话而是存在于人们追求利益的行为之中，正谋便谋利，明道便计功。所以他说“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他的这些观点继承了先秦儒家“富贵乃人之所欲”和君子应该“义然后取”的义利观中的合理成分，较好地将义与利统一起来，这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为合理的义利观。

鸦片战争后，儒家思想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遭到批判和冲击，但复兴儒家思想的努力却一直未中断。曾国藩、张之洞、梁漱溟为代表的现代儒家主张纳西学入儒，以中学为本西学为用，在复兴儒家道统的基础上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今天，以杜维明为代表，主张批判地继承儒家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与社会主义的特征相结合，积极主张“入世”，把儒家其积极因素融化到社会中去，为社会服务，在社会中发展。

（摘编自盘林《儒家义利观的实质及当代意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过分强调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无条件服从整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使得全国人民陷入一种“羞于言利”“不敢逐利”的境地。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而广泛的变化。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和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导致人们的生活方式、道德意识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传统的羞耻感在他们那里已经荡然无存。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新的历史时刻，先秦儒家义利观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先秦儒家义利之辩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一方面承认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倡导用道德的方式来约束利益获取的过程，“义利兼顾”“以义导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我们必须明白，“羞于言利”，淡化物质利益的观念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义利统一观不仅应当固守而且必须发扬光大。先秦儒家的“重义”精神与市场经济追求物质利益的价值观念相互协调发展，有利于倡导一种“义”“利”统一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