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2025学年江西省吉安市遂川中学高二上学期开学考试语文试卷.docVIP

2024—2025学年江西省吉安市遂川中学高二上学期开学考试语文试卷

一、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我们翻开某一篇叙事文学时，常常会感觉到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同时存在，一种是事件本身的声音，另一种是讲述者的声音，也叫“叙述人的口吻”。叙述人的“口吻”有时要比事件本身更为重要。

读者在读史的时候能感觉到“叙述人的口吻”的分量。看《史记》中的列传，我们会觉得许多地方隐隐约约有司马迁的声音，反映了司马迁特殊的口吻，从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对历史事件独特而深刻的评价。后代的中国正史明显地继承了这一传统，重要的篇目后，往往要加上一个“史臣曰”的尾巴。中国史书虽然力图给我们造成一种客观记载的感觉，但实际上是用各种人为的方法和手段造成的“拟客观”效果。

翻开中国的正史，读者立刻会发现，中国叙事里的叙述者往往不是某一个作者，而是史臣的集体创作，这种情形在世界叙事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例子。只有司马迁、班固、范晔和陈寿（或许还有欧阳修）是例外。伟大的叙事文学一定要有叙述人个性的介入，集体创作永远稍逊一筹。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前四史特别受人推崇的原因，尤其是《史记》，我们读到项羽兵困垓下、韩信受胯下之辱、荆轲刺秦王等等名篇时，总是无法不与司马迁本人的遭遇联系在一起。

由于中国历代长期形成的对史的狂热崇拜，也由于在清亡以前史料永远只对史官开放的历史事实，中国正史叙事者似乎总是一副“全知全能者”的姿态；然而，这种全知全能却只是局限在庙堂里。它的触角甚至伸不进皇家的后院，当然更难看见“处江湖之远”的草民百姓的众生相。一种纯客观的叙事幻觉由此产生，并且成为一个经久不坏的模式，从史官实录到虚构文体，横贯中国叙事的各种文体。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断代史家们一方面保持新闻实录式的客观姿态，另一方面又以批评家或者评判人的姿态出现，从《左传》的“君子曰”到《史记》的“太史公曰”，再到后来各种断代史的“史臣曰”，均是明证。这种现象不仅说明了中国史文中有“叙中夹评”的传统，而且透露了史文中有所谓“多视角”的叙述观念，从而打破中国史文用文件和对话法造成的纯客观的假象。即使编年体史文的撰述方法，其实也是一种“剪贴术”，其中蕴有史家高度的“取舍”成分在内。野史中的叙述人更是不断地介入貌似客观的叙述之中。“演义”是一种跨“史文”与“小说”的骑墙文体。一方面，“楔子”里的“看官，且听道来”和“回末”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明明道出了叙述人的侵入，另一方面，作者在正文里又时时营造“纯客观”的假象，好像他绝对“述而不作”，充其量只是把手头的现成史料凑成一编而已。

这些又如何体现在中国叙事文研究课题里呢？如果我们用“说话”代表小说的成品，那么“说话”的内容和原料，就是所谓的“故事”，而“说话人”则是把原料（故事）变为成品（说话）的关键因素。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者、不同的说话人的手中，风格意义都不同，构成的“说话”也不同。因而从“说话人”和“说话”的观念出发，来分析和界定叙事文学，应该是个理想的角度。

（摘编自浦安迪《中国叙事学》）

材料二：

源远流长的历史叙事，在总体上是采取全知视角的。因为历史不仅要多方搜集材料，全面地实录史实，而且要探其因果原委，没有全知视角，是难以全方位地表现重大历史事件的复杂因果关系、人事关系和兴衰存亡的形态的。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写本朝的第一代皇帝，开头就这样落笔：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常从王媪、武负贯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

以“高祖”称刘邦，只称其字，不称其名，这是史臣的视角。但这一视角是全知的，不仅知其家世、性情，而且知其异相、异行。见蛟龙盘在刘媪身上，似乎是刘太公的视角，见刘邦醉卧时有龙出现，却又似乎变作酒店主人的视角了。但是这些材料大概都是来自宫廷和民间的传闻，皆属虚构。正是在这种半真半幻的全知视角中，历史叙事展示了开国之君的异生、异相、异行、异志，从而把本王朝的兴起加以神化或天意化了。

历史叙事在总体上采取全知的视角，并不排除其局部描写上采取限知的视角。一些精彩的片段由于采取限知视角，在事件原因、过程和结果的发展链条中出现了表现和隐藏、外在事态和深层原委之间的张力，使叙述委婉曲折，耐人寻味。此类片段往往成为历史叙事趋于精致化的标志。

限知视角所表达的乃是一种世界感觉的方式，由全知到限知，意味着人们感知世界时能够把表象和实质相分离。因而限知视角的出现，反映人们审美地感知世界的层面变得深邃和丰富了。我国传奇小说在把史传文体细腻化的同时，较多地沿袭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