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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的腐败与反腐败

09对外黄菁璇090110016

自有文字以来，中国的历史都记载下了贪污腐败的劣迹，正如著名学者王亚南所说；“历史

家昌言中国一部二十四史是相砍黄，但从另一角度去看则是一部贪污史！”[1](P7)，“三年

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即是剥削阶级统治下贪官污吏的真实写照，然而历代统治者为维护政

权，又把贪污腐败犯罪视为动摇其政权的大敌，因而惩治腐败的种种措施常见于历史典籍之

中。

一、腐败是我国古代社会普遍的历史现象

（一）、皇帝的私欲纵横，恣意挥霍。皇帝是中国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官僚集团的总代

表，但他们往往不能以身作则，以国产为私产、公私不分、胡乱浪费，满足私欲、追求奢华

享受。如汉灵帝在位时每叹桓帝不能兴家业，曾无私钱，故卖官聚钱以为私藏，大量聚敛钱

财，更造万金堂贮之。无独有偶，一千四百年后的明神宗也是爱钱胜过爱民的皇帝，他吸民

之脊血，内库金银堆积如山！这两位皇帝的腐败行为最具代表性，然而历代君主又有哪位不

是为一己私欲而大动干戈呢？就连以“节俭之君”美名流传后世的汉文帝、汉宣帝造霸陵、社

陵的费用亦占了全国贡赋的三分之一。[2](P4)

（二）、各级官吏疯狂敛财、贪赃枉法。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皇帝利用政治权利攫取经

济利益，为其服务的各级官吏也同样要分一调羹。首先是中央官吏利用手中把持的政权，往

往四方辐辏。一反面伸手向国家财政要，即利用国家财政支付官方工程项目、发放军饷、粮

饷、赈灾济民之机，从中克扣，巧取牟利。如汉代的大司农田延年就曾利用国家出资雇百姓

牛马之机，多报数目以骗取国家佣金。另一方面，向个人伸手，收取贿赂。高级官吏一般没

有直接搜刮百姓的机会，但他们有更加便利的生财之道，如明代钱一本所言“以远臣为近臣

府库，又合远近之臣为内阁府库。”(〈〈明史〉〉卷231〈〈钱一本传〉〉)。中央官吏利用

朝见、考备、考选、考升等机会坐享下级的“供奉”，每封佳节，谢礼者更是络绎不绝。如北

宋的宰相蔡京，利用宋徽宗的宠信厚敛钱财，他每年生日都大摆宴席，若有不敬礼或礼不厚

者，事后他必寻机报复。他还大肆吞并土地，并借口“变法”推行各种为己聚材的项目，以致

国家财政每况愈下，入不敷出。［３］其次地方各级官吏利用他们“天高皇帝远”的地理优

势肆虐搜刮民财，强占勒索、横征暴敛、在国家征收赋税的过程中投机牟利。例如梁武帝时

历任南谯、竟陵太守的大贪官鱼弘竟实行“四尽”政策，即“水中鱼鳖尽，山中兽鹿尽，田中

米谷尽，村中民庶尽”其贪污之猖獗堪称一时之绝。（〈〈梁书〉〉卷28〈〈鱼弘传〉〉）

二、我国古代反腐倡廉举措

随着历史的发展，历代统治阶级逐渐认识到贪污腐败乃威胁其统治的大敌，因此为肃清腐败，

修明内政，均采取了大胆的尝试，创造性的采取了各种措施。

（一）、创立严刑峻法、重典治吏。选择严刑峻法，针对腐败的滋生和蔓延，以暴治暴，从

远古时期便在的我国治国思想中出现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尤其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制订对官吏

惩处的法律上看，都体现了以儆效尤的思想。根据《左传昭公十四年》记载，在皋陶造律

时便有“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惩为贼，《夏书》曰：墨‘、贼、杀、皋陶之

刑也’。”这便是惩治贪污腐败的最早法律，之后的朝代也纷纷制定拉法律典刑如秦王朝的《秦

律》、汉的《汉律》、宋代的《大元通制》中的《职制》、清代的《大清律例》均从不同侧

面规定拉对贪污腐败的惩处措施，逐步完善拉惩治腐败的法律典刑。其中明太祖朱元璋的重

典治吏最具代表性，他亲自编制拉《大明律》并规定拉地方官贪污６０两以上的斩首示众并

剥皮实草，对贪官实施极其严厉的惩处，之后他又编发拉《大诰》、《大诂续篇》、《大诰

三篇》和《大诰武臣》作为《大明律》的补充，也是“法外之法”，这些无不让贪官望而生畏，

产生拉极大的震慑作用。[4]

（二）、制度上的反腐败措施。第一、构建监察制度，加强廉政监督。我国古代的权力监

督制度是以皇帝制度为核心，御使监察制度为主干，谏官制度和举报制度为补充的监督体系。

首先，皇帝制度作为一种监督手段主体是皇帝，监督的客体是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监督

通过自上而下的层层节制的权力体系来完成。秦朝开始，中央政权内部就设置了与行政机关

和军事机关并列的监察机关；汉武帝时创设拉专门针对地方官吏行使监察权的刺使，其职权

为“周行郡国，省察治政，黜徙能否，断理冤狱”；明清时期随着君主制的极端强化，御使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