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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儒学的本土化与民族化历程,儒家文化

【内容摘要】:从朝鲜社会对儒学的认知及实践言,朝鲜儒学可划分为对中国儒学的全面接受及朝鲜儒学本土化、

民族化的完成两大阶段。伴随着汉字、汉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儒学在朝鲜三国时期即得到国家承认,得以广泛

流布。儒学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扎下根来,成为朝鲜社会重要的精神滋养;而在两千余年的传播发展过程中,经由

历代朝鲜学者的不懈努力,儒学与朝鲜本土文化融为一体,以性理学的出现为标志,成功地完成了其本土化、民族

化的过程,成为朝鲜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及深层动力。

【关键词】:儒学朝鲜本土化民族化

儒家思想不仅贯穿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也深刻影响了古代朝鲜的社会历史,朝鲜社会的政治、教育、思想文化、

法律、民风礼俗等都浸润着儒学的精神,儒学与朝鲜的民族精神有着深厚的渊源。韩国学者认为本国的传统思想

分为土俗信仰、儒学思想、佛教思想和道教思想四大支脉,只要把握住这四大思想脉络,就“可以把握住作为韩国

文化之基础的实态”①,儒学已构成韩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儒学在朝鲜传播与发展演化的历史变迁,有的韩国学者概括为三个大的阶段,即:古代朝鲜儒学、高丽时代儒学、

朝鲜时代儒学②。实际上,从朝鲜社会对儒学的认知及实践言,朝鲜儒学可划分为对中国儒学的全面接收及朝鲜儒

学本土化、民族化的完成两大阶段。进入朝鲜时代之前属于第一阶段,朝鲜时代以后属于第二阶段。儒学在朝鲜

经历了一个本土化、民族化的过程,成为其民族文化形成的深层动力,对其民族精神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影响。

一、朝鲜社会对儒学的全面认同和接受

儒学究竟于何时最初传入朝鲜,已不可确考,学界亦未得出一致的结论。但可以确证,至少在秦末汉初,中国儒学已

经伴随着汉字及历史典籍而传入朝鲜半岛。据《史记朝鲜列传》载,汉初燕人卫满曾率党千余人避难古朝鲜,后夺

取王位,至其孙右渠王时,“所诱汉亡人滋多”,相当数量的汉人流入朝鲜;汉武帝时又征讨右渠王,平定朝鲜,设

置乐浪、临屯、真番、玄菟等四郡,客观上为儒学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其后,在朝鲜社会对儒学的全面认同和接受

阶段,儒学传播最直接的影响和表现形式便是教育制度的形成,儒学及教育制度互为促动的这种关系范式与中国

极其相似。朝鲜的传统教育无论是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体制、教育目的等方面,都与儒学有着非常深厚的

渊源;而另一方面,这种传统教育又促进了儒学在朝鲜的传播发展,深深影响到三国至高丽时期统治者的政治理念

及实践,“三国时代初期的许多文献记录证明,儒学已形成高度政治理念的体系,成为道德伦理的标准,适用于现

实生活之中”“,高丽的第一代虽然是佛教的极盛期,但在道德实践和统治理论上,依然依存于儒学”①。

儒学在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已经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及推行。当时在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之中,高句丽因接

壤中国,汉文化的传入相对较早。据朝鲜史书《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载,小兽林王二年(372年),高句丽正式设

立“太学”,作为国家的最高学府。“太学”中也设有博士,以贵族子弟为教育对象,为国家培养官吏。这显然是

模仿了中国官方的教育制度。至于教育内容,根据《北史》、《旧唐书》记载中国典籍在高句丽流传的情况,由“五

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等,可以探知其“太学”以儒家经典作基本教材,所授内容则是中国的

经学、史学和文学,而中国的史学和文学亦皆贯彻着儒学的精神。由此可知,当时官方推行的是儒学的教育。

太学之外,民间普遍设立“扃堂”,教授平民子弟《,旧唐书高丽传》载“,俗爱读书,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

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

《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

显然,汉字、中国经典、儒学的传入推动了高句丽教育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官方与民间的学校机构以儒家经典为

主要教材,又为儒学在高句丽进一步传播提供了基本的场所。高句丽统治者则受到儒学政治理念的显著影响,向往

儒学的治国之道。

儒学于百济建国之初传入,虽然较之高句丽为晚,但至4世纪时,业已形成相当完备的教育制度,设置了精通儒家

经典的博士职位,立有太学,传授儒家经典。6世纪前期,百济曾两次派遣使者到中国请取儒家经典及学者,其中就

有“毛诗博士”。据《旧唐书东夷列传》载,此期百济儒家经典已较齐备“,书籍有五经、子、史,又表疏并依中

华之法”。百济的儒学传播与教育互为推动,迅速发展。至7世纪中叶,儒学已经在百济形成较广泛的社会影响,

百济国王义慈以孝事亲,友爱兄弟,被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