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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新史学

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建立比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要早十年。梁启超的史学主

要是指资产阶级史学，可以说他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创始人之一,同时是

西方资产阶级历史理论最早的传播者和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奠基人。纵观梁

启超先生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梁先生对史学研究有特别的偏爱，尤其在史学方

法论和史料学等方面梁启超先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他的每一部著作中都展现

出了对封建史学批判的思想。在戊戌维新期间他就曾大声疾呼“史界革命”曰:

“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他把史学与救国联结在一起。这是梁启超

先生新史学的一大特点。

一、史学史：梁启超对传统经史学的解构

作为一个成长于传统封建士大夫家族的文人，梁启超受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

是很大的，因此他建立的新史学正是在对封建史学的反思中形成和逐渐完善的。

因为“新”史学就是向传统旧史学的挑战和解构。后世的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内

容，相当重要部分的内容与经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史学理论的正统论、春

秋笔法、史例史体等，都与经学有着不可分的关系。到了近代，特别是20世纪

初，随着中国社会的大变动，加之新史学思潮和西方自然科学以及史学史与史学

理论学科的出现对旧中国的影响，促使他举起史学革命的大旗，把传统经学放在

审判的地位上。可以说，他在努力摧毁经史之学，即对涉及古代史学思想的经学

进行全面解剖，是一次对传统经史学的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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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启超先生1901年到1902年写的两篇文章《中国史绪论》和《新史学》

中，他尖锐地指出了传统史学的弊病。他认为史学根本的弊病是封建政治，并较

为系统地论述了他对新史学的建构，从而初步构筑起其史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

架,这些主张成为他日后治史的方针。随后，1902年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

对传统史学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进行了系统全面地分析。指出封建史学最大的缺陷

就是服务的对象狭窄，只有君史而忽略了大众史。他说:“质而言之,旧史中无论

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知识阶

级。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

罪也。”随即他又指出所谓旧史学有二病、四弊，认为这是中国旧史学最突出

的问题。第一，即“只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反对封建王朝的历史，二十四史都

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应建立国民的历史，应将过去“‘皇帝的教科书’变为‘国

民资治通鉴’和‘人类资治通鉴’。即‘质言之,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

鉴’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在他看来《资治通鉴》是中国史学界的巨著，

可是内容和体系安排上也是分周记、秦记、汉记，并没有对传统的封建王朝史的

编纂体例有所突破，此外历史家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是在考量

其对封建王朝利害的基础上做出的。同时，他也毫不留情地指出过去所谓的正统

无一不是君统。过去的年号纪年也是非常不科学的，过去皇帝为了彰显权利所用

年号无数，说年号不能明示距今有多少年。他认为在中国最为科学的纪年应该用

与西方耶稣纪年相似的孔子生年纪年。第二，中国应该建立大众史，而非单一的

个人史，中国过去写的都是个人的历史，这就难免会一叶障目，难以看清历史的

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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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本身是由多个要素综合而产生的，人物只是历史的材料，而不是历史本

身，人物只有附属在历史中才是鲜活的人物，而过去的历史却将人物看做是历史

的唯一的一部分。第三，“只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历史都是对过去事务的叙

述，历史不仅记载过去还要益于今务，即经世致用，这是史学的功能。朱维铮曾

说“梁启超谈的‘经世致用’，不限定于清学史，并随即用‘学术主潮’‘一个

直流’等提法，表明概念的时空限定”。在这里梁启超所阐述的今务是指当时

要起团结全体的作用;要起改造社会的作用。第四，“只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旧史书只注重单纯的纪事,不能从史实中总结出规律,上升到理性,然后开民

智,益国民。”

正如前面所提及的，梁启超的生长环境使得他对中国的传统经学有较深的研

究和理解，而他正是在对传统经学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了中国传统史学存在的四大

问题。这四大问题又引出二病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古代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时代，这就使得大部分的古代书籍有着强烈的封建政

治意识而这又对开启民智意义不大。梁启超先生基于此得出中国古代的封建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