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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是主传统词学的终结者，或主现代词学的奠基者

关于王国维词学研究的地位，或主传统词学的终结者，或主现代

词学的奠基者。我在拙著《晚清民初词学思想建构》中主张梁启超是

传统词学的终结者。此后邓乔彬先生多次谈到：“而他将梁启超的论

词思想视做传统词体观的终结，虽作‘体’的限定，而实际上是否定

了我将王国维作为传统词学终结与新变的意见，虽说梁之说多在于

‘外’，而王说才入于‘内’，但就现代性而言，梁似乎更在王之上，

更应具有‘终结与新变’的资格。”这里先交待我对这个问题思考的

前提：王、梁两位词学思想都具有传统词学的终结与新变的特点，但

诚如邓先生指出的当两人比较时，梁氏论词更具有现代性，也即更宜

于称为传统词学的终结者。而王氏论词之“新”并非是背离传统词学，

而是恰恰在回归词学传统的用心下展开的，因此他不是传统词学的终

结者，反而可以说是一种“发扬”，由此方能更深刻地认识王国维词

学研究体现的审美现代性的特点。

王国维雕像

首先，如何客观认识王氏学术新旧结合的特点，是我们分析王氏

词学与传统词学关系的前提。“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

即以客观事实为准的，用科学方法而取舍。这是公认的王氏治学的总

体特点。但王氏一生学术趣味始终在变，且呈现出由新趋旧的取向，

因此面对王氏，当有一个“治学时期”的观念。此为讨论王氏词学思

想性质的一个前提。那么词学研究时期，他对待中西、传统与现代的

用心如何？1905年正月上旬，他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说中国古代

学术的发展乃是“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岂不大哉”，如“自汉以

后……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而“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

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至“自宋以

后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

西洋之思想是也”。

纪念王国维

由此王氏在反对抱残守缺，当破中外之见，毋以为政论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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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外来学术影响的同时，更突出了中国学术自强的用心。他不是西

化，而是中国化。因此“（外来之思想）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

固有之思想相化绝不能保其势力”，这才是王氏学术之独立思想以及

中国学术庶可有发达之日的基本前提。王氏正是基于如此心态，由哲

学转文学研究的。因此与那些抱残守缺者明显不同，他极为注重新思

想、新学语的输入1905年2月下旬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特别从

“中西国民之性质各有所特长，其思想所造之处各异”角度指出，我

国人特质为实际、通俗，所长在于实践方面，以具体的为满足，而西

洋人特质在思辨、科学、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等，于是“我中国有辩

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

王国维和他的朋友

故文学研究当注重吸收西洋人的优点，尤其表现为新思想、新学

语的输入因为“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

之意味也。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之学方面，故虽有新

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而上之学渐入于

中国……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由此我们明白了王氏

此时期文学研究的中西结合特点，但他仍然是在中国学术传统自身强

大的认同感中实践的，他对西洋新思想、新学语的吸收，如同汉代后

中国学术对佛教新思想、学语的消化一样，而不是西化，也不是简单

地超越中西、新旧之外的所谓的学术独立。因此我们对王氏的有些话

就要多一个心眼。《人间词话》发表后的1911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