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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德终始说”之理论逻辑与现实困境*

建基于宇宙系统信仰之上的“五德终始”学说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论证建

立政权合法性的重要理论工具。西汉初年开始，以“五德相胜”为基础展开了一场

汉承何德的讨论；到了西汉末年，以刘歆为代表的儒生又以“五德相生”为中心为

王莽的代汉立新进行合法性论证。从“五德相胜”到“五德相生”的这一转换，既有

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可循，同时又与现实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但“五德终始说”

作为阐释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其自身的困境与局限也不容忽视。新王朝的开

创者可以凭借“五德终始说”来论证建立政权的合法性，那么长久执政合法性的论

证与维系，就已经远远超出“五德终始说”所能涵盖的范围。这一困境与尴尬在王

莽代汉立新的政治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它在宋以后逐

渐被消解与扬弃的命运。

标签：五德终始；政权合法性；王莽

战国时期，齐人邹衍提出“五德终始”理论，以五德转移来解释朝代更替。邹

衍的著作早已亡佚，今仅能从《史记》《淮南子》等典籍的只言片语中对邹子“五

德终始”思想做管中窥豹的了解。

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

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

兹……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王公大人初

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①

据饶宗颐先生考证，（五德终始）“以新旧资料合证之，实当起于子思”②。

饶先生指出：“德之‘五行’及‘终始’二词，实本于子思，而邹氏扩大其义，

以论朝代更易之德运。”③顾颉刚先生总结：“新朝之起必因前朝之德衰，新朝所

据之德必为前朝所不胜之德。这是他的中心思想。”④邹衍的理论中暗含着这样

一个思想：朝代的更替是按照五德变换的规律进行的。在位者若想长久地保有权

力，必须彰显其所承之德。然而，邹衍这“怪迂之变”之说的最终归宿，在于“仁

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邹氏仍以儒家伦理为基本，而主张尚德。”⑤在

一个强食弱肉、礼崩乐坏的动荡社会里，这种学说自然是无人买账，“不能行之”。

尽管邹衍的学说在战国期间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时代的冷遇不能否定思想

的价值。从秦到汉，“五德终始说”越来越得到统治者的青睐，影响逐渐扩大。

一、五德相胜与汉德之争

汉代学者不仅继承与发展了前人“五德终始说”，并在此基础上运用“五德终

始”的学说对汉代秦而兴这一王朝更替的政治现实做出解释和论证。而汉儒也就

汉朝究竟该居“五德”中哪一“德”展开

*基金项目：华侨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汉代儒家的德位关系思考”

（15SKBS107）；华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者成长工程个人项目“中国传统政

治哲学视域中的政权正当性问题研究”（14SKGC-QG12）。

论争。《史记·贾生列传》：“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

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

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⑥贾谊的这一提议因种种原因作罢，但“更秦之法”

的这一思潮却并未平息。《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文帝时鲁人公孙臣认为，秦得

水德而汉当土德，提出“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黄”。然而，“是时丞相张苍好律

历，以为汉乃水德之始，故河决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

相应。如公孙臣言，非也。罢之”⑦。

汉代的水德说虽然承认秦据水德，但是认为秦享国日短，换言之，秦据水德

的地位并未得到承认。周为火德，而汉直接继承周统应为水德。然而，这一说法

并未得到儒生的认可，改制的呼声也逐渐高涨。最终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儒生所

倡导的汉为土德的主张终于得到官方认可，即“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

定官名，协音律”⑧。

西汉中期以后，有关汉承何德的讨论再起纷争，以刘向、刘歆父子为代表的

儒生提出汉绍尧运，应承火德的观点。“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

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

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矣。”⑨汉为火德一

说在西汉后期的影响颇为广泛。

值得注意的是，从秦至西汉初期对于王朝该承何德的争论中，无论是秦承水

德，还是汉承水德，抑或是汉承土德，所依据的都是“从所不胜”的“相胜（克）”

关系。具体来说，禹继黄帝是木德克土德，商讨夏桀是金德克木德，周伐殷纣是

火德克金德，秦始皇代周而立是水德克火德，如此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