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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

“实在”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哲学概念，在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中，德谟克利特等唯物主义者把实在理解为物质之物，柏拉图等唯心主义者则把实在理解为精神之物。在中世纪,唯名论者认为殊相是实在之物，唯实论者认为共相是实在之物。在近代，培根、洛克等经验论者认为物质实体是实在之物，莱布尼茨、黑格尔等唯理论者认为理性、观念是实在之物。

不论这些哲学家们对“实在”作怎样的理解，他们都从各自的观点提出了各自的实在论。可是，从19世纪下半叶起，在西方哲学中逐渐掀起一股反实在论思潮,它与反形而上学思潮的出现紧密相连。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人是这股思潮的主要倡导者。

其后，反实在论思潮沿着两条路线发展着：一是沿着反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以至当前的后现代主义这条路线;另一是沿着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历史社会学派以及当前的范·弗拉森等人的反实在论这条路线。在最近一百年内，反实在论不断向传统的实在论发起攻击,以致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持续论争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焦点。

实用主义一百多年来正是在这两股思潮的论争中形成和发展的，因而必然受到这一论争的强烈影响。粗略说来,皮尔士作为实用主义的创始人,基本上持实在论的立场,其后的实用主义者除刘易斯、塞拉斯、戴维森等人在不同程度上持实在论立场外,其他实用主义者如詹姆斯、杜威、米德、布里奇曼、蒯因、普特南等人虽然有时也自称为实在论者,但他们的基本观点已逐渐背离传统实在论的立场,带有或多或少的反实在论色彩;罗蒂则更明确地以反实在论者自居。

下面按实用主义的三个发展阶段,依次阐述从古典实用主义者到新实用主义者对“实在”这个重要概念的各种看法,并梳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在实用主义内部的演变过程。

一

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实用主义处于创立和繁荣时期。它的第一位创始人皮尔士基本上持实在论的立场,他强调实在之物的客观性,认为实在是一种存在方式,通过这种方式,真实的事物才是它本来的那个样子。实在的种种性质独立于任何人对它的看法,实在既不受特殊判断的影响,也不受个人情感的影响,实在不依赖于任何一个人或一群人对它的看法。他说:

“实在的东西具有这样或那样的性质,不论任何人认为它具有这些性质与否。”[1](P198)又说:“存在着真实的事物,它们的性质完全不依赖于我们对它们的看法。”[2]

他还详细考察了实在的三种存在形态,即第一位的实在、第二位的实在和第三位的实在,有时他又分别称这三种形态为“性质、事物和法则”,或者“可能性、存在和习惯”,或者“性质、反应和中介”,其含义基本相同。他还强调实在之物的可知性,认为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人们能够获得对实在的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从长远的角度看,可以说没有任何事物是绝对不可知的。不过,皮尔士也不是一个地道的实在论者,因为他虽然承认实在之物的客观存在,但有时又对实在之物作了一些偏离传统实在论的论述。例如,他有时从实在之物对人产生的效果这一角度来考察实在之物,这就不免使人觉得实在之物毕竟依赖于人们对它的看法。

皮尔士之所以在当时持这种实在论立场,这是由于实在论思潮当时在西方哲学中尚处于优势地位。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哲学家布伦塔诺和迈农先后提出意向性的实在论和对象论的实在论,其后哈特曼又提出他的本体论的实在论。在英国,摩尔和罗素在反对新黑格尔主义的论战中,提出他们的新实在论。其后,亚历山大又提出他的层创进化论的实在论。在美国,蒙塔古和培里等人提出一种与摩尔和罗素的新实在论相似的新实在论,他们在本体论方面强调事物的存在独立于意识,认识对象的存在独立于认识活动。

稍后,R·W·塞拉斯、洛夫焦伊、桑塔亚拿等人提出他们的批判实在论,他们完全赞同新实在论关于认识对象独立于认识活动的观点,可是不赞同他们的“直接显现论”。此外,内格尔、兰德尔等人还提出自然主义实在论,主张实在的客观性,认为哲学家的“物质”概念与科学家的“物质”概念是一致的。可见,实在论思潮当时在西方哲学中、特别在英美哲学中还有相当大的影响,皮尔士的实在论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是这一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皮尔士不同,从他的后继者詹姆斯、杜威、米德等人开始就逐渐从实在论立场转向反实在论立场。詹姆斯自己表示,他只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实在论者,而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实在论者,换句话说,他只承认真理的对象是实在,而不承认有一种与人的兴趣、认识、活动等等无关的客观实在。他说:“我关于真理的解释是实在论的,我信奉常识认识论的二元论。”[3](P217)

在他看来,?如果真理的对象不存在,那就不可能有任何真理的存在。为此,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一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