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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的中国文化消费思索

文化消费观念的兴起和文化产业的整体发展具有紧密的联系，跨国文

化消费则与文化贸易具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和东南亚之间具有悠久的

文化交流和文化联系的历史。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文化元素更多地进

入东南亚地区，成为东南亚地区文化多样性的源头之一。中国文化在

东南亚的传播与影响，主要以强大的中国商品贸易作为支撑，所以中

国文化的影响直接地表现在物质层面，而在精神层面的影响则还没有

深入到当地民众当中。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

升，中国政府对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投入越来越大，中国文化产品

和文化服务提供给东南亚民众的消费空间越来越大，文化消费的形式

也越来越多样。

东南亚的中国文化消费概况

人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选择文化产品和服务来满足其精神需要，

这就是一次文化消费活动。文化消费活动能满足民众的精神需要，使

民众感到愉悦。满足需要对象的主要是精神文化产品或精神文化活动，

而不是具体的物质产品［1］。关于文化消费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

二三十年代，在五六十年代涌现了一大批研究大众文化消费的学者。

美国社会学家凡勃伦(ThorsteinBVeblen)、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

(SimmelGeorg)和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以“文化消费

作为社会区分方式”为研究主线，通过对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

研究，提出了“炫富性消费”、“时尚消费是示同和示异的结合”和

“文化资本与‘惯习’”等观点。法兰克福学派和费斯克(JohnFiske)

则以文化消费主体———消费者———角色变迁作为研究视角，主要

讨论文化消费者“被动”与“能动”的关系［2］。这些理论和概念的

提出，都是从社会学研究的领域进行构建的。进入21世纪，文化贸易

成为国际贸易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消费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

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输出成为文化软实力影响的主要载体，对文化

消费的研究更多地关注文化的影响力。文化消费具有很大的弹性，对

文化产品的消费能不断刺激消费者新的消费需求。同时，文化资源的

消费也不存在排他性，同一件文化产品，可以被同一个人重复消费多

次，也可以由不同的人消费。当一个文化产品被某个主体消费或使用

时，并不妨碍其他的主体对它的消费和使用。如一本书，一个人可以

阅读多次，也可以借给别人阅读;一部电视剧可以被数万人同时观看，

也可不断重播。文化消费的这一特点，使民众少量付费就可以消费到

一些文化产品。由于现代传播媒体的发展，有的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

可能不需付出特别的成本就可以消费，比如通过网络可以获得信息和

思想观念、技术和技巧［3］。东南亚对中国文化的消费可以分成两个

阶段。在20世纪之前，东南亚对中国文化的消费主要通过文化交流的

途径进行，创作和消费的群体都是移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群体。20世

纪之后，中国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开始进入东南亚地区，创作的主

体来自中国国内，消费的主体除了华侨华人以外，开始有越来越多的

其他族群的民众加入。东南亚民众对中国文化的消费主要包括两个方

面：文化产品消费和文化服务消费。文化产品一般是指传播思想、符

号和生活方式的消费品。它能够提供信息和娱乐，进而形成群体认同

并影响文化行为。图书、杂志、多媒体产品、软件、录音带、电影、

录像带、视听节目、手工艺品和时装设计等组成了多种多样的文化产

品。文化服务是指满足人们文化兴趣和需要的行为。这种行为通常不

以货物的形式出现，而是由政府、私人机构或半公共机构为社会文化

实践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文化供给。这种文化供给包括举办各种演出，

组织文化活动(如文化展览、教育培训)，推广文化信息以及文化产品

的收藏(如图书馆、文献资料中心和博物馆)等。文化服务可以是免费

的，也可以营利为目的［4］。东南亚民众对中国文化消费的途径主要

分为公益性和商业性两种。公益性的文化消费主要是中国政府提供的

免费的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一般是通过中国驻外使领馆和其他机构

提供，主要包括各种展览、展演和展播，活动的目的是扩大中国文化

的社会影响力。商业性的文化消费主要通过中国的商业公司与当地商

业机构之间的合作，为当地民众提供文化消费，主要包括影视作品和

各种商业性的演出，活动的目的是获得商业收益，满足东南亚民众多

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从目前东南亚文化消费的情况看，

中国文化输出的主体是政府，主要的目的是宣传，商业性的文化消费

途径相对而言还不太成熟。从目前国际文化品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