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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赏析(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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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注：《牡丹亭题词》）由此可见《牡丹亭》的中心是一个“情”字，或者说是“情”与“理”的斗争。情与理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情是人的欲望，人的追求，人对物的享用、占有，是人的自然需求和情感需求没有压抑的满足，它体现的是一种主动进取的精神；理则是对即成教条的被动接受和扼杀人性的遵守。

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感情和理智之间，既有可以调和一致的一面，也有不可调和和不相一致的一面。情近似而不等于感情，理近似而不等于理智。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同样《乐记》篇说：“夫物之惑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它第一次提示出人欲和天理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不是灭天理穷人欲，就是存天理而专人欲，非彼即此，两者必居其一。人欲就是情，是与生俱来，不学而能的人的本性。“食、色，性也。”“天理”指的是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对人的约束，即礼教。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圣人孔子的言论，它成为封建时代人们必须遵守的信条，异性之间不得往来，自由恋爱。当时所谓男女私情，被严厉禁止。只有听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男女之情才合乎于礼法，即合乎天理。

少男少女要追求异性，这是人之常情，礼教却禁止男女之间的任何往来。杜丽娘是官家小姐，她有幸读书识字。《诗经》、乐府和其他文学作品对她的启蒙，如同苏轼的一首诗所写的那样：识字是人生不幸的起点，她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顺从地活下去了，她的反抗，或者如实地说，那只能是一次小小的不顺从的尝试，开始于她向春香探听花园的所在。父母对杜丽娘的宠爱可谓无微不至，却从不对她提起有这样一所花园，只有在父亲下乡劝农之时，她才得偷偷地游一次花园。闺秀小姐除刺绣、识字之外，她的时代和社会地位命定她无所事事。《惊梦》中的游园和紧接的《寻梦》是她一生中仅有的实际行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险记。《牡丹亭》对它们的描写，它们在《牡丹亭》全剧中的地位也确是如此。

“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深闺中的人只能在若有若无的游丝国窥见春的消息，同时这也是她春情萌发的象征。一年中最美好的春天，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以及青春的觉醒，二者合一是《惊梦》的妙用。春光、青春、春情三者合一，相互映衬，而以后者为主，在游园中得到含蓄而又酣畅的表现之后，《惊梦》之梦就成为必然的结局，在追求个人幸福的一切通路都被阻塞之后，梦是惟一的出路。

杜丽娘在梦中实现了她的愿望，得到她的幸福，梦不管怎样美洁，毕竟不是现实，于是《寻梦》成为她在现实社会中少见的行动。她对爱情的渴望，对行将消逝的生命和青春的依恋，在《写真》中得到独特的表现，在爱情和死亡的较量中，她自豪地宣称已经在梦中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她有了情人。与其说这是她对春香吐露了真情，不如说她是对礼教宗法制，对死亡宣告她的胜利。对爱情的追求，对青春的生命的热爱，终于使她起死回生，这就是作者在《牡丹亭题词》所说：“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牡丹亭》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热情地歌颂了女主人公为“情”而死，死而复生的感人至情；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爱情自由，要求个性解放的斗争精神；暴露了封建礼教的冷酷和虚伪。作品表面看来，似是一个离奇荒诞的爱情故事，不过是在颂扬痴心妄想的儿女私情。但是，透过梦境幻想，我们领悟到作家汤显祖深邃的哲学思想，汤显祖在这部作品中，在表现追求自由爱情的同时寄寓了他所崇尚的“真性情”显露与当时社会存在的正统观念相对立的思想。他在《牡丹亭题词》中说：“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这说明汤显祖正是通过这个“情之所必有”的故事，驳斥理学家以“理之所必无”扼杀人们对生活的正常要求。汤显祖有意识地用“情”与“理”的冲突来贯穿全剧，抒发他对现实的愤懑和理想的憧憬。

《牡丹亭》比起同时代的爱情剧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杜丽娘的命运在中国社会最为封闭的角落，即少女少妇的深闺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一个流行的评注本出于清初的三名女士之手，称为三妇合评本。冯小青的故事是否出于真人真事，现在无法断定，相传是她写的那首小诗：

冷雨凄风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世人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

史震林《西青散记》所记的女读者，则因阅读《牡丹亭》悲伤而死。汤显祖去世前不久，太仓少女俞三酷嗜《牡丹亭》，以蝇头小字作了批注。十七岁时伤感而死。张大复托人将她的批注本带往临川而未成。张氏后来将此事写入他的《梅花草堂集》卷七。汤显祖得知消息后写了《哭娄江女子二首》：

画烛摇金阁，真珠泣绣窗。如何伤此曲，偏只在娄江。

何自为情死，悲伤必有神。一时文字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