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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教育哲学的思想构成

杜威反对把过去的哲学史作为寻求哲学问题答案的唯一源泉，哲学史只有在与当前问题的联系中才真正产生价值。正如拉里·希克曼所指出，在杜威的理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皮尔士、詹姆斯、米德、亚当斯的一些思想的吸纳与借鉴，以及对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后来分别从存在主义和分析哲学作出思考的某些问题的预见与古典实用主义提供的答案。因此，把杜威教育哲学置于黑格尔哲学、达尔文主义和古典实用主义之间的思想关系的历史讨论中，将会是一个正本清源的研究过程。

1.黑格尔哲学的影像

众所周知，杜威受黑格尔的影响比受皮尔斯和詹姆斯的影响更大。在1930年写的一个著名的自传体中，杜威说一个“永久的黑格尔沉淀”（permanentHegeliandeposit）仍在影响他的思想。但是，学界对杜威究竟在何种程度上体现了黑格尔的思想，仍然存在着诸多争议。在持肯定态度的一方里，罗蒂是最主要的代表，他称杜威的实用主义为“自然化的黑格尔主义”。詹姆斯·古德（JamesGood）的观点则更为激进，他直接将杜威归入了黑格尔主义者的序列，认为杜威的实用主义全面吸收了黑格尔主义，并且通过人文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路线推动了黑格尔哲学的发展。格兰特·吉布森（GrantGibson）对杜威教育哲学中的黑格尔成分持更肯定的态度，认为黑格尔辩证法被杜威发展成为一种工具主义、科学探究的方法和生长理论。在持反对态度的一方里，众多学者对杜威与黑格尔的差异达成了共识，认为杜威反对黑格尔主义，特别是反对黑格尔以历史的名义为普鲁士国家制度作出的辩护——个体的权利从属于普遍理性，如此等等。总的来说，虽然杜威深受黑格尔整体观和辩证法思想的影响，但与黑格尔不同的是，他在经验与自然的统一中构建了新的哲学体系，并以此实现了对黑格尔的超越。

杜威对黑格尔哲学从发生兴趣到最终走向陌路与他早年的学习和研究经历密不可分。杜威就读的佛蒙特大学本身就以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见长。毕业后，杜威在与著名的黑格尔主义者哈里斯博士的通信交往中进一步坚定了从事哲学研究的信心。在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作后，深信德国唯心主义的乔治·莫里斯教授以其独到的治学精神对初出茅庐的杜威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一因素随着同一时期英国哲学反对原子个人主义和感觉经验主义的思潮的兴起得到进一步强化。但是，正如杜威在《从绝对主义到经验主义》自述的那样，在根本上打动杜威的，乃是黑格尔在其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中构建出来的一个包含自然、社会、思维等各种形态作为统一的发展过程的世界，实现了对传统二元哲学的超越。黑格尔哲学对杜威的影响盛于杜威初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之时，最终也随着杜威走向实用主义而在19世纪后期淡出。

近年来，杜威与黑格尔的关系正在受到新的探讨。围绕杜威哲学中“永久的黑格尔沉淀”，拉里·希克曼、托马斯·亚历山大和詹姆斯·古德之间发生过一场学术讨论。在古德看来，杜威更好地实现了对黑格尔主义作出美国式的吸收和扩展，发展出对黑格尔“非形而上学”的解读，而不是像后来的英国新黑格尔主义那样强调黑格尔的“超然绝对”。古德把杜威对黑格尔的新解释称为“人文/历史主义”的黑格尔。

杰弗里·杰克逊（JeffreyJackson）受到古德的影响，在其博士论文中支持了黑格尔持续地影响了杜威的整个职业生涯的观点。根据杰克逊的引述，古德认为杜威的个人经验概念模仿了黑格尔主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思想。虽然杜威批评黑格尔辩证法是机械的，但是，我们也能看到黑格尔辩证法的发展逻辑对杜威经验观点中特有的能动连续性思想提供某种启示。杰克逊肯定了黑格尔辩证法对杜威厘清经验过程的帮助，认为这使得杜威更好地解释了身处“冲突”的个人如何理智地构建民主的社会生活方式。不止于此，杜威的成长观念被认为是与黑格尔教化概念（Bildung）明确相关，并且影响了他的教育和政治哲学。

安德鲁·汤普森（AndrewThompson）指出：“杜威的进步主义概念将教育项目视为永无止境的——它是一个个人和集体的过程，力求以民主的方式综合相互竞争的社会价值观。尽管杜威拒绝绝对主义和唯心主义，但他对民主的目的论承诺揭示了他回归黑格尔哲学理想的倾向。”

在汤普森看来，杜威主张通过生长——民主和教育的融合来调和个人和社会的目的，这也正同黑格尔的通过教化来协调个人需求与社会规范相近。个人与社会的融合使得杜威的教育思想充满了对民主制度的信任，也表达了杜威对个体自由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和谐关系的承诺。近年来，也有学者从审美的维度指出黑格尔美学是杜威的美学观点的重要灵感来源。罗伯塔·德莱恩（RobertaDreon）提出杜威哲学中的黑格尔因素被认为是启迪了杜威对艺术实践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功能的热情关注，其中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点是杜威审美经验的理论基础。

分析杜威和黑格尔关系的更多视角在国内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