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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治理论文

本文从全球环境的公共产品特征出发，明确界定全球环境治理是无

***府状态下各国为应对全球环境变化问题而采取集体行动。集体行动的

博弈可以借助“雪堆博弈”走出“囚徒困境”的结局。《巴黎协定》的达

成充分说明了各国在全球环境问题上的从指责到合作的态度转变。

全球环境科学治理几乎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然而，研究

全球治理问题还是应该有一个规范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展开相关

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否则简直就是自说自话。全球治理是由国家或经济体

构成的多权力中心的国际社会，为处理全球问题而建立的具有自我实施性

质的国际制度、规则或机制总和。从国际***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全球治

理是在没有世界***府状态下，各国际博弈者通过采取集体行动来克服国

际社会中市场失灵的努力过程。

在厘清全球治理的问题本质之后，可以明确全球环境治理是在无***

府状态下，各国为应对全球环境变化问题而采取集体行动，试***建立有

约束力的自我实施性质的国际协议，来避免全球环境陷于日益恶化的局面。

根据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判断标准，全球环境几乎属于纯公共产品。此

外，它还是一个具有巨大外部性的公共产品。好的环境则令其四周都受益，

反则受害。事实上，这一过程存在一定的不对称，维持环境的成本则相对

集中，而环境的受益者则比较分散。在环境保护这一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

上，表面上看存在着大量的供给者参与供给，其实任何参与者都不太可能

成为影响公共产品供给的关键人物。

因此，在没有选择性激励的情况下，参与者对公共产品的供给意愿不

会提高，都倾向选择“不贡献”策略，期望其他参与者的有所贡献进而能

坐享其成。“搭便车”的心理与“囚徒困境”的结局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也不会是参与者追求的合作解。因此，改变外在的激励条件，实现个体理

性和激励相容的有效结合是突破集体行动困境的重要途径。

一、全球环境：一个公共产品

全球环境的保护可以被视为一个集体行动问题。集体行动最初是社会

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走进现代经济学的视野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来

逐渐成为经济学中，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时至今日，集体行动

问题已经成为渗透到***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跨越了国家和

民族的界限。凡是涉及公共利益、共同利益与个体理性行为的研究与讨论，

总是绕不开集体行动问题，更确切地讲是绕不开集体行动的困境这一根本

问题。

(一)集体行动中的“理性人”

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参与集体行动的个体会对行动的成本与

收益进行理性计算，对参与行动的收益与成本进行比较，从心理活动到参

与行为必须经过一个动员的过程。奥尔森在阐述集体行动的逻辑时，就指

出在大集团这种“潜在集团”中，成员只有通过“选择性激励”才有可能

被动员起来。但是，奥尔森否定了经济激励标榜为“唯一激励”的可能。

根据性质和作用的不同，“选择性激励”可以划分为“正面激励”和“负

面激励”，并且指出“社会激励的本质就是他们能对个人加以区别对待”。

然而，在奥尔森看来，这种社会激励只有在小的集团才起作用。

显然，代价惩罚是促进博弈进程中合作产生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

手段。公共产品的高回报也是维持合作的必要条件。针对与公共物品的供

给困境的研究，大多都能推出在一次性或者在重复博弈中参与人达到合作

均衡，也能发现参与人对公共产品的贡献水平远远高于被预测的“零贡

献”。但是在广泛变化的实验条件和现实观察中，一旦重复该实验，公共

物品的合作水平就会不断地趋于下降。于是，高水平合作的持续性成为制

约集体行动的又一大问题。

除了***考察惩罚与奖励在社会合作中的作用，或者考察个体之间的

相互惩罚与奖励之外，兼具惩罚和奖励的机制设计对合作演化的影响也是

研究的重要内容。王龙等(2023)的研究再度肯定机制设计中奖励对于社会

合作演化的重要影响，同时指出单纯地奖励并不能抵御背叛者的入侵。在

一定程度上讲，惩罚与奖励一样也是必须的，适中的惩罚奖励比例能够

促进最高程度的合作实现。事实上，一阶、二阶搭便车困境中的解决，会

产生更高阶搭便车问题。于是，韦倩、姜树广(2023)在社会合作的动力研

究中，将视角从物质利益转向社会成员的道德约束。根据大量跨学科的综

合研究成果，来说明人类天然具有合作的禀赋，正是这一先天禀赋使得社

会秩序能够维持。

(二)集体行动中的“理性国家”

在讨论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困境问题时，庞珣(2023)认为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