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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的认识（心得体会）

对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的认识（心得体会）2021年，中央印发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的若干规定》《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以下简称《三个规定》），这三个文件就如三把利刃，直指司法活动中的暗箱操作行为，希望能真正保障司法活动的独立性、公正性、廉洁性。司法改革以来，中央进一步加大力度，不断督导检查，不断出台举措，殷殷之情，拳拳之心，都是在为实现法治国家而不懈努力。而在不断的司法实践中，总有一些感受，想说一说聊一聊。

1.《三个规定》的背后，是要我们谨记自己的身份和职责十几年前大学入学之初，便认识了一个词，叫“法律职业共同体“。那时对这一概念还仅仅停留在“学的一样、工作性质相同“这一层面上，诉讼法中所规定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只是考试中的一个考点罢了，甚至对“配合“两个字不太感兴趣，而对“制约“有莫名的好感。工作后，发现在许多时候我们都是相互配合的。一个案子从侦查到起诉，再到宣判，证据链条是逐步完善的，而完善的过程离不开每一位参与者的努力，没有配合，一个案件的顺利结案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这时才对何为“法律职业共同体“有了更加清晰和深刻的认识。

但时间日久，我们是否忘记了最初的承诺？“法律职业共同体“是否蜕变成了“利益共同体“？公检法之间、公检法与律师之间等等，是否轻易由“定天下三分魏蜀吴“，变成了“宴桃源豪杰三结义“？现在念叨“互相制约“这四个字，也许显得书生气太足，却也值得每一个司法者思考。互相制约，保持距离，绝不是不通情理，更不是六亲不认。而是要每一位司法官谨记自身的职责，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起诉，法院审判，律师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行辩护，每个人站在自己的位置上，行使自己的职权，才能确保案件得到公正审理，确保当事人罚当其罪，确保法治在每一起案件中得到体现。

但是我们有时能发现，实践中本应相互制约的地方，却有相互发酵的现象。这让我想起中国政法大学何X教授的一段话：“公检法人员，大多来自升斗小民之家。入职之初，仍然记忆着普通人民失败和困苦，弱小和无奈，努力和希望……点点滴滴，仍在心头。但入职时间越长，他们与普通人民交往渐少，检法人员相互交往日多，互相发酵和激励。他们看到的，更多是卷宗里一张张冷冰冰的证据，一条条干枯的法律。天长日久，他们变了。“虽然变质的是少数，但这足以使我们警醒。领导干部插手办案，干预司法活动，当事人吃请等等行为，在该拒绝时就要拒绝，该上报时就要上报，这不仅是《三个规定》所要求的，也是自身职责所要求的。即使有一天，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身处庙堂之高，也别忘记了在江湖中奔波的人们，不要忘记民生之艰难，不要因为一己之私，使当受处罚的人逃脱制裁，使完全可以免于刑罚的人经受牢狱之灾。

2.《三个规定》落实的前提，是要放开司法官的手脚司法责任制改革以来，司法官的权力逐步放开，对案件结果的裁量权也逐步加大，当然伴随而来的也是责任终身制。我们看到放权以来司法官越来越能全身心投入到案件的办理当中，但是在放权过程中，却也有着些许的不足，突出表现在对司法官信任不足。“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句话耳熟能详，道出了“权力“的弱点——极易寻租，滋生腐败。但是这能不能成为束缚司法官手脚的理由？《三个规定》实施的目的，是要让司法官大胆办案，有人干预办案的话有法律和组织为你撑腰。但在实践中，在有些地方，“审批制“又有回潮现象，已经下放的权力又有要收回去的迹象，亦或者反复督查、动辄通报。这一方面可能是放权以来确实有部分司法官肆意使用权力，任意不捕不诉、量刑畸轻畸重，导致司法不公出现，因此上级决定要对司法权力加以限制。但另一方面，是对司法官疑虑有加而信任不足。我认为，充分的信任是《三个规定》落实的前提。在权力下放的过程中，总能看到上级的顾虑，顾虑会不会导致权力滥用？会不会导致司法活动失控？因此总是想方设法加以制约。权力应当得到监管，但是监管不等于束缚手脚。当司法官对案件的裁量没有最终决定权的时候，势必会使得他们更多考虑的是如果严格按照规定进行记录、登记，对自身前途会是什么影响，而不是法律规定，更不会考虑社会效果——这也是人之常情。

更进一步说，权力下放一定会导致权力滥用吗？我看未必。权力下放并不是放任不管，而是精兵简政的需要，是小政府、大社会的需要，也是司法责任制的应有之义——没有实质权力，为何责任终身？权力下放后，对上级的监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对阳光司法提出更高要求，也对司法官本身的职业道德和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权力下放过程中的顾虑，与其说是对权力的怀疑，不如说是有些地方，有些领导干部对失去权力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