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乎世界之潮流》参考学案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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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顺乎世界之潮流”

一、知识点拨

（一）知识网络

（二）历史解析

林则徐、魏源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

鸦片战争前夕，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清朝危机四伏，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崛起。为了把中国变成它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英国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惊醒了清朝爱国知识分子。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开明地主阶级开始睁眼看世界，萌发了向西方学习、寻求强国御侮之道的新思想。

林则徐迈开了师夷长技的第一步，是近代向国内介绍西方情况的第一人。他主张严禁鸦片，同时鼓励正当的中外商品贸易；主张抵抗列强的侵略，同时主张学习西方列强先进的军事技术。早在广东禁烟期间，林则徐就积极了解外国情况，“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以便“知其虚实”，“定控制之方”。通过了解西方国家历史、地理、法律、鸦片生产和时事的知识，亲自主持编译了《滑达尔各国律例》和《四洲志》等书，直接为抗英斗争服务。在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看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为改变中国军事落后的现状，他搜集、绘制西方战舰图样，交工匠研究仿制西方战舰。

魏源受林则徐的委托，以林则徐的《四洲志》为依据，在广泛搜集中外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这是当时介绍西方历史地理最翔实的专著。该书明确了向西方学习的内容、方法和目的，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有利于开阔人们的眼界，引导人们注意世界形势。

林则徐、魏源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一方面带有鲜明的时代变化的印记，启迪着人们挣脱闭关锁国的牢笼，面对现实，去重新认识世界，探索救国之路；另一方面又保留着浓重的封建纲常色彩，没有脱离阶级和时代的限制，是以保存封建制度为前提的。

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面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沉重打击和西方列强加剧侵华的内忧外患，清朝统治集团被迫调整统治政策。在维护清朝统治的方式上，在对待外国事务的态度上，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洋务派和顽固派。

洋务运动以总理衙门为领导机构，洋务派在中央以总理衙门大臣奕为代表，在地方以握有实权的封疆大吏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其中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和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势力最大。洋务派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维护中国封建制度和儒家思想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备等方面的具体措施，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抵抗列强的经济侵略，维护清朝统治。正如李鸿章所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曾国藩也说：“今日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

顽固派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他们盲目排外，仇视一切外洋事物，主张原封不动地维护清朝统治。倭仁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他们攻击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是“以夷变夏”，是要毁弃中国封建制度和伦理道德。

慈禧太后为了保护自身的统治地位，采取了暂时支持拥有实力并且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的策略。

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指导下，洋务派自19世纪60~90年代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通过创办近代军事工业、近代民用工业、新式学堂和近代海军等新政举措，引进了西方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培养了一批技术工人，抵制了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促进了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为西学在中国更为广泛的传播奠定了基础，迈开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但由于洋务运动仅仅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而未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由于洋务派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由于西方列强和顽固派的仇视，洋务运动并未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未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命运。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宣告了洋务运动自强梦的彻底破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也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向帝国主义过渡，它们为了争夺资本输出地，加紧对外侵略，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独立登上政治舞台。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实行君主立宪，通过变法以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亡，通过变法以抵制日渐兴起的革命，发展资本主义。

康有为将今文经学中的“三世说和西方的进化论相结合”，猛烈抨击“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顽固势力，认为人类社会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途径向前发展的，并将孔子扮成“托古改制”的先师，从而论证了实行君主立宪，实施维新变法的合理性。

梁启超发表的《变法通议》认为只有变法才能图存。他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的危害和顽固派的因循守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