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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作为一种志业

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年4月21日－1920

年6月14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也是现代一位最具生

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社会学创立以来最伟大的社会学家

之一。与卡尔·马克思(KarlMarx)和爱米尔·杜尔凯姆（又译

作“涂尔干”）(Durkheim)被公认为社会学三大奠基人，其

学术成就之宏大精深，影响之深远，在社会学界乃至整个世

界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上都是空前绝后的。他在20世纪初分

别以《以学术为志业》和《以政治为志业》做了两次著名演

讲。

美国社会学家科瑟对韦伯的学术渊源和成就赞誉说：“韦

伯的头脑容量大得惊人，影响他思想的因素多种多样。他不

是哲学家，但在大学读书时就熟悉大多数古典哲学体系。他

不是神学家，但他的著作表明他广泛阅读过神学书籍。作为

经济史学家，他几乎读遍了这个领域以及经济理论的一切著

作。他具有第一流的法律头脑，对法律的历史和原理了如指

掌。他对古代史、近代史以及东方社会的历史具有百科全书

式的知识。当然，他专心研读过当时所有重要的社会学论著，

就连那时还鲜为人知的弗洛伊德的著作也为他所熟悉。韦伯

是最后一批博学者中的一个……”

1、学术生涯的外部环境

诸位希望我来谈谈“以学术为业”[1]这个题目。我们这

些政治经济学家[2]往往有一种学究式的习惯，总是从问题的

外部环境讲起，我也打算照此办理。这就意味着从这样一个

问题开始：以学术作为物质意义上的职业，是一种什么情况

呢？今天这个问题的实际含义就是，一个决定献身于学术并

以之作为职业的学生，他的处境如何？为了了解我们这里的

特殊情况，对照一下另一个国家的情况，会对我们有所助益。

这另一个国家，就是在这方面同德国形成最鲜明对比的美国。

大家知道，在德国，一个有志于献身科学研究的年轻人，

要从“编外讲师”（Privatdozent）开始做起。在征求了相

关专家的意见，又得到他们表示同意的保证后，他以一本著

作和一次系内的考试（这通常只是走走形式而已）做基础，

可获准在大学里担任一名编外讲师。然后他会在他被允许教

课的领域里选择一门课程开课。不过除了学生的听课费之外，

他并无薪水可拿。而在美国，学术生涯通常是以完全不同的

方式开始，他先被任命为“助教”。这大体上类似于德国的

自然科学和医学机构里发生的情形，在这些地方，只有一部

分助理人员能得到编外讲师的正式职位，而且这种任命经常

跚跚来迟。两国间的这种差别，在现实中表现为德国学术职

业完全是建立在金钱支配（Plutokratie）的前提上，因为一

个并无钱财以抵御任何风险的年轻学者，在这种学术职业的

条件下，处境是极其危险的。至少在几年之内，他一定得有

维持生计的能力，同时他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将来能否谋得一

个收入可观的职位。而在美国，却存在着一个官僚体制，年

轻人从一开始便有薪水，尽管这薪水相当微薄，一般来说比

一名半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多不到哪里支。但他看上去确实是

以一份稳定的职务为起点，因为他有固定的收入。不过就像

我们这里（科研机构）的助理人员一样，他有被解雇的危险，

不管他有什么其他想法，如果他有负期望，他得常常做这样

的心理准备。这些期望包括他得让学生来塞满他的课堂。德

国的编外讲师却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他的处境是，职位一旦

到手，谁也无法让他离开。当然，他不能提出任何“要求”。

但是他怀有一种可以理解的期待，只要工作若干年之后，他

便拥有某种道德上的权利，让别人对他有所考虑。甚至在是

否任命其他编外讲师的情况出现时，这一权利也同样适用

这一点往往是很重要的。是否从原则上说应当任命所有

那些能力已得到证实的学者，还是给予教学代课人员以

优先权，换言之，让现有的编外讲师得到教学的垄断权，是

一种令人苦恼的困境，这同学术专业的双重性有关，稍后我

们还会讨论这个问题。人们通常决定作出后一种选择。然而，

由此也增加了这样的危险有关的教授，无论他多么审慎，

多么端正，他都有可能偏爱自己的学生。我要表明自己的立

场：我一贯恪守的原则是，在我这里做第一篇博士论文的学

者，他要想取得编外讲师的资格，还必须获得另一所大学某

位教授的同意。结果是我最能干的学生之一，却被一所大学

拒之门外，因为没有人相信我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