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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中的历史性思想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确立了

以生产逻辑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构架，在《资本论》

中，马克思更为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尤其是以英

国为样本的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在这里，资本逻辑才是决定

性的概念。这里存在的问题在于：从人类学意义上的物质生

产逻辑能否直接说明具有历史性规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资

本逻辑？笔者曾经论证过，这样一种逻辑平移并不可行，这

意味着马克思的理论视野发生了转换，即从一般《德意志意

识形态》中的生产逻辑：马克思与斯密

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

富论》）所讨论的生产方式当然是他所处时代的生产方式，

但由于在当时的思想观念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最合乎

自然的方式，也是最合乎人性的方式，这样一来，一种特

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方式就直接上升为人类学意义上的生

产方式。在这样的视野中，以人的需要与需要的满足作为

说明人类历史进展的基础，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斯密的讨论中，有几个相关联的前提：第一，斯密的

起点是劳动生产力的增进。在他看来，只有劳动生产力的增

进，才可能有更丰富的物质产品。只有物质产品丰富了，才

能真正地在大范围进行自由贸易。第二，劳动生产力的增进，

根本的原因是分工。分工使得技术更加熟练，使工人在生产

的某些方面更有技巧。但是，斯密的讨论中有一个理论上

的循环论证：即分工产生于人类的互通有无的倾向；产生

这一倾向的原因在于，一个人只有在分工中才能更大限度

地把个体生产的物品集中为一种集体的资源，从而更好地获

得自己无法生产的物品。如果撇开其循环论证，那么斯密

讨论了人的需要与物质生产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生产逻辑的

讨论与斯密有着相似性。他们在描述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结构

时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

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

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人类要生存，

就需要进行物质生活条件的生产与再生产，在此基础上，才

能形成一定的交往关系，并从中产生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

构，产生出思想观念等意识形态。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

般解释构架。斯密从物质生产出发，走向的是政治经济学的

相关议题，而马克思从这里走向了对社会历史的一般解释，

这可以看作是对政治经济学议题的哲学提炼。

将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作为历史解释的基本前提，这是

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上升到哲学层面，也是从现代生产

劳动出发的哲学说明。从经济学的视角来说，将以分工为基

础的劳动看作价值的来源，这是斯密经济学的重要贡献。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III手稿“私有财产和劳动”

中，马克思从哲学层面对劳动价值论形成过程的讨论，就展

现了自斯密到李嘉图劳动价值论思想的社会历史意义。相比

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的哲学前提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即从早期的人本学转

向了以历史经验为基础的历史科学，这是对人本学的扬弃，

同时也是对黑格尔的批判：马克思不再以人本学的或客观的

理性作为整个历史的支点，而是强调客观的物质生产建构出

社会存在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这里的问

题在于：对于斯密与黑格尔来说，现实的市民社会是既定的

前提，这个社会对他们来说具有“先验性”，他们都将之作

为“自然”事实接受下来。在这样的非历史性语境中，可以

将资本主义社会的解释构架作为社会历史的一般解释构架。

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个社会并不是一个“自然社会”，一旦

将对现有市民社会的解释构架作为一般社会历史解释构架

时，虽然改变了理论解释的逻辑起点，但并不能真正超越斯

密与黑格尔的理论视野。

《贫困的哲学》与蒲鲁东的非历史性视野

非历史性视野带来的理论错误，在蒲鲁东那里表现得较

为充分，对蒲鲁东的反思，使马克思更能看到非历史性讨论

方式带来的问题。蒲鲁东认为，当下的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

义思想处于分离甚至对立的状态，它们相互争吵、甚至抱着

敌对的信念。蒲鲁东认为，应该存在的事物还没有到来，必

须将劳动价值论的原则彻底化，实现财产公有。但在如何公

有上，蒲鲁东认为现存的社会主义主张陷入了乌托邦，提不

出任何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因此今天要做的并不是简单地

二中选一，而是要实现新的综合，协调两者的主张，从根本

上来说，就是劳动组织的问题。他认为，这实际上是政治经

济学与社会主义理论共同面对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