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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文化与儒学的困境

一般认为，二十世纪的变革给儒家思想

或儒学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虽然现代儒家

哲学是对于儒学现代困境的一种哲学的回

应，甚至在现代哲学论域中占了相当重要的

地位，却仍然不能改变儒学在现代中国的社

会—文化层面的尴尬处境。在接近二十一世

纪的时候，我们仍然不能拒绝这一事实，即

二十世纪是在前现代作为整体的儒家文化

经历解体、离散、飘零的历史。应当说明，

本文以下所论多就大陆情况而言，并未包括

笔者尚不熟悉的台湾和香港。在前现代的社

会制度已获改变的二十世纪，儒学何以仍然

是一个不断被提起的焦点话题？在现代中

国社会，儒学的超越哲学的存在是否可能及

其所需条件是什么？这是本文关注的主要

之点。而篇幅所限，本文提供的仍主要是一

个历史的、现象的陈述。

一

儒家思想在前现代社会所居的正统、广泛、

绝对的影响是和宋元以来王朝统治的支持

推行、教育制度以及家族制度提供的社会基

础分不开的。也就是说，历代王朝赋予了儒

学以正统意识形态的地位，规定了儒家经典

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这种制度的建构是宋

元以来儒学大盛的政治基础和教育基础。而

家族宗族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乡治秩序是

儒学根深叶茂的一个更深的历史社会基体。

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儒家文化或儒教社会的

整体。

但自19世纪中叶以还，中国文化主要是儒

家文化遭遇了西方近代文化的强烈冲击。殖

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施展了以近代资本

主义为背景的工业文明的先进特长，古老的

传统中国文明在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面前

一败涂地，被迫变革。经过洋务运动到戊戌

变法，近代自然科学及工艺制造已开始引进，

近代西方合理主义的政治结构也已为先进

知识人所介绍，清政府也开始渐进的改革。

但甲午战争的挫折使得儒教中国的危机更

加深重而未得缓解。19世纪末儒学的状况是，

儒家的知识体系和政治制度受到了巨大挑

战，但这种实质性的挑战并未在名义上指向

儒家，儒学的制度性基础并未根本解体，儒

学的危机尚未表现出来。

这种情况到二十世纪为之一变。本来在洋务

运动后期，维新派在各地已经开始兴办新式

学堂，即使在一些旧式学塾中，课程亦开始

新旧并存。1899年清廷下诏废八股、诗赋，

1901年清政府发布《兴学诏书》，正式要求

全国广设学堂，这些已经是对传统科举服务、

为制造儒生的旧式教育体系的根本挑战。由

于自1899年来各地书院已渐改为学堂，至

1905年传统“儒学”已无形中取消。更为决

定性的是，1905年，清政府正式决定废止科

举，规定所有学校除保留经学、修身之外，

皆教授自然科学。无论在法律上还是事实上，

儒学在传统教育的地位终于完全倒塌了。

不过，1905年发布的《教育宗旨》仍特立“尊

孔”一条，并规定学校在春秋入学及孔诞日

应“祀孔”。这些措施及保留经学等，显然

旨在谋求在改革中维持精神权威和伦理秩

序，特别是孔子的伦理权威。但辛亥革命后，

又对清政府的教育宗旨加以革正。1912年任

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主持教育法令的的讨论，

提出在法令中“去尊孔”，在学校中“废祀

孔”，在课程中“删经学”，使得从小学到

中学不再设置经科，儒家典籍作为整体被排

除于教育之外。儒学不仅再不是教育的必要

内容，更不是仕宦进身的必要途径，制造儒

生的产业基础完全被消解。1到辛亥革命后

短短几年，儒学已整体上退出了政治、教育

领域，儒学典籍不再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

的基础，不复为知识人必读的经典，中国人

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二千年来第一次置

身于没有“经典”的时代。

然而，儒家经典从政治、教育领域的退出，

还不代表固有的孔子的精神权威的自然失

落，还不等于儒家的伦理价值的说服力已彻

底丧失。民初梁启超等人一面反对读经，一

面仍主尊孔，就是明显的例子，在它们看来，

孔子的道德教训乃是中国几千年立国的道

德基础和民族的精神、文化的核心。2因此，

儒学虽然从政治和教育的领域中退出，但仍

然保守于伦理、精神的领域。

但在梁启超主办的《大中华》上，虽然虽然

提出了“孔固当尊，经不必读”，却也同时

反对以尊孔复辟帝制，甚至出现了“改良家

族制度论”的呼吁。几个月后创办的《青年》

而后更名的《新青年》则更进一步以“新思

想、新文化、新道德”全面批判旧文化旧道

德，新文化的锋芒直指孔子的精神权威和儒

家伦理的价值，几乎就是一场批孔批儒的运

动。陈独秀把儒家伦理归结为“三纲”，认

为“主张尊孔，势必立君”，高倡“伦理革

命”，3实际是要革孔子与儒家伦理之命。

易白沙以《孔子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