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拔尖后备人才测评模型的建构和应用 .pdfVIP

科技创新拔尖后备人才测评模型的建构和应

用

作者：杨远王华蓓皮忠玲马丽娟张文野李西营

来源：《中国科技教育》2023年第11期

引言

创造力是21世纪新型人才必备的核心素养之一。科技创新型人才是我国进入创新型强国

的关键。特别是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人才、创新的战略意义被提升到

前所未有的高度。自2018年起，教育部等六部门继续推行“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

提出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指导方案。2020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

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决定自2020年起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

（也称“强基计划”），致力于选拔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或基础学科拔尖的

学生。这些实践尝试为我国拔尖人才的选拔与培养提供了重要经验借鉴。

科技创新能力是指个体在从事科学创造发明过程中，产生新颖独特的、有价值的科学产品

时所展现出的一种能力[1]。科技创新后备人才选拔的首要目的是面向中小学阶段学生选拔一

批具备卓越科技创新潜力，有可能在将来对国家作出突出科技创新贡献的优秀后备人才。科技

创新拔尖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向来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命题，其中既需要有关拔尖人才特征及其

发展规律的理论引领，也需要系统建立人才评价模型，进而构建多元化的测评工具，正是由于

其复杂性，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许多误区需要理清和规避。

长期以来，从天赋智商发展到成功智能，从一元智能到多元智能，从领域专属逐渐走向领

域通用与领域专属并重，拔尖人才的特征及其识别相关理论也在不断演进，科技创新拔尖人才

的评价体系趋于多元化。在早期，还原论倾向于对个体创造力的要素及其认知过程进行解构，

以希望借此揭示创造力的本质，而整体论则侧重于考察家庭学校环境、社会文化等因素对群体

创造性的影响。在我国关于创造性的心理结构研究中，林崇德认为创造性人才不仅包括创造性

思维，同时还应包括其他非智力因素，例如创造性人格[2]。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从

个体的创造性心理结构延伸到了创造性的支持性因素，如创造性人格、动力因素等。例如张春

莉等人在研究中认为创新素质是知识、思维、监控、协作、践行、动机和人格等七个因素交互

作用的结果[3]。张亚坤等人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创造力的蝴蝶模型（见图1），从实力、

活力等多元视角对学生的创造性心理过程进行解构[4]。

由此可见，创造性人才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生物-心理-社会现象，既需要考虑个体与环

境、社会的交互作用，又需要发展向度的时间性与多样性。在发展过程中，既包括内源性动

力，也包括外源性动力[5]（见图2）。因此，在创造性人才的选拔与培养上，应探索建立多维

度的评价模式，逐步形成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的有效机制。

此外，在拔尖人才的选拔培养中还应厘清一个误区，即科技创新拔尖人才选拔的不是天才

（giftedness），而是人才（talent）。天才是指在至少一个领域表现出优异的未经训练的自然

能力，而人才则是人与外部环境互动中系统发展出的知识技能累积，以及这种内部发展所呈现

的外部个体差异现象（在特定领域中表现得出类拔萃）。Gagné认为，人才的发展除了基础的

智力等先天因素以外，还会受到个体的动机、人格、意志等方面因素影响，人才在人群中的比

例不多于10%[6]。然而关于拔尖人才的选拔比例，学界并未形成统一的观点，Renzulid在旋转

门鉴别模型中将人才包括的3个因素，即非凡的能力、创造力及任务卷入，提出人才的选拔要

以普通人群前15%～20%为比例[7]。而我们认为，拔尖人才的识别比例还应视选拔对象的群

体特征而异，特别是面对中小学阶段正接受基础教育的学生，应进一步扩大至30%左右的比

例。这是由于中小学阶段青少年正处于创造力培养的黄金期、非认知能力形成的敏感期，此时

应适度扩大对人才的识别比例以充分考虑学生的发展潜力。

创新拔尖后备人才的测评模型建构

人才成长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然而在以往研究中却很少以儿童及青少年发

展为研究对象。并且，在以往有关人才发展研究中，人才发展模型多关注于个体的内在特质而

非人才发展的过程[8]，这可能导致对人才发展路径缺乏深入认识，拔尖人才的培养实践缺乏

系统科学的理论模型和方法论指导。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戴维·麦克利兰（DavidC.McClelland）认为，仅通过智力测验、学术测

试等方式评估学生，并不能准确地预测其工作能力和个人生涯发展。因此，他主张在测试中应

评估与学生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