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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吏选拔制度

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起源于先秦时期的选士、养士

制，历经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和魏晋南北朝时的九品中正制,

定型为隋唐及后期的科举制。它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教育目标

和教育内容及考试方法。

选举意义重大

选官用人是国之大事，为了保证人才选拔，国家一方面

大力发展教育;另一方面不断探索和完善选官制度。“中兴

以人才为本”，自古有“得人者昌”，“失贤者亡”之说。

因此认真总结中国古代选官用人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至

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春秋以前，官吏主要通过“世卿世禄”制度产生。战国

时，“世卿世禄”制逐渐废除，官吏的选举发生了根本变化。

秦在统一之前，“仕进之途，唯辟田与胜敌而已”，而胜敌

是其主要途径。秦统一后的官吏，也就多出于军功。到了汉

代，朝廷为了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统治的需要，

在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举统治人才的选官制

度。这套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大臣

举荐、考试、任子、纳资及其他多种方式，不限于一途，而

且还可以交互使用。以后，我国古代官吏选用又分别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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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及隋唐滥觞的科举制。这些选官

用人制度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起到了一

定的作用，但同时也表现出各种弊端。

一、察举制

察举也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

度。汉代察举的标准，大致不出四条，史称“四科取士”，

《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说:

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

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

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

四科取士大约起于西汉，下迄东汉未改。不过有时单举

其中的一二科，或全举四科，均有诏令临时规定。察举的标

准虽仅有四科，但察举的具体科目却很多，主要有孝廉、茂

才、贤良方正、文学(通常指经学)以及明经、明法、尤异、

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等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这些都是功

名，有了功名，便可实授官职。上述察举诸科，实际上分为

岁举和特举，岁举是常制，特举由诏令临时规定，二者都是

由下向上推选人才的制度。汉代选官以“乡举里选”为依

据，体现的是尊重乡里舆论对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

汉代对儒家思想的推崇，为形成重视德行的社会风气提

供了思想条件;而汉代孝廉制度成为稳定的入仕制度，为形

成重视德行的社会风气提供了制度条件。欲为官者必须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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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荐，而被举荐的先决条件是以孝廉为代表的个人德行，这

就逐渐形成了重视德行的社会风气。同时，孝廉制度还通过

考试审查了被举为孝廉的人的真才实学，对人才的质量进行

把关。在入仕的这条路径下，欲为官者首先必须有所学，有

所长。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在当时的京师

设立太学，成为中央的官学府和最高学府。太学由熟悉儒家

经典著作的博士传道授业，成为当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培育人

才的地方。至此，汉代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形成了一整套

以重视德行为内在根本，以举孝廉为实现形式的人才培育和

选拔制度。

孝廉制度为社会阶层的流动建立了一个通道，此前，这

一通道是闭塞的，甚至是不存在的。汉武帝之前，虽非贵族

世袭，但贵族集团同时便是官僚集团，仕途为贵族团体所垄

断。汉武帝推行孝廉制度后，这一通道逐渐打开，社会阶层

的流动成为可能。孝廉制度所举荐的不再是全部由贵族子弟

所组成的内部集团，从理论上把可以被举为孝廉的人员范围

扩大到了全国。在这一制度的激励下，形成了读书人重视名

节、重视个人德行的良好风气。由于大量吸收有德行的读书

人进入统治阶层，也促进了汉代政府本身统治方式的转变。

这样的政府，钱穆先生称之为“读书人的政府”或“士人政

府”，逐渐变为崇尚文治的政府。

汉武帝没有将孝廉制度仅仅视为一种选官制度，而是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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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它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道德教化方式。这才是汉武帝推广

孝廉制度的直接目的，他在《议不举孝廉有罪诏》中特别

指出:“公卿大夫，所使总方略，壹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也。

夫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

联夙兴夜寐，嘉与宇内之士臻于斯路”，“令二千石举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