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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企业ESG表现

作者：洪涛王阳阳姚树洁

来源：《产业经济评论》2024年第03期

ESG表现；投资偏好

一、引言

近年来，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劳工权益和公共卫生安全等可持续发展问题引致的社会责

任需求正在不断重塑各国发展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指出，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走绿色、循环和低碳的可持续发展路线。在贯彻绿色低碳的新发展理念过程中，将

环境（Environment）、社会（Social）、治理（Governance）因素纳入企业投资决策中，引导

企业进行ESG投资并提高自身ESG表现是至关重要的微观基础。ESG投资是绿色投资和责任

投资的延伸和发展，而ESG表现已经被广泛用于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水平（星焱，2017）。

为了实现低碳转型目标，我国从2010年7月起开展低碳城市试点，并于2012年12月和2017

年1月两度扩大试点范围。该政策通过各种环境规制手段促进生产生活环节的节能减排，是推

动社会经济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在低碳转型背景下，本文关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

投资和表现的影响，旨在加深对该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如何促进企业更多参与

ESG活动的理解。

自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推行以来，学者们已经在城市和企业层面对该政策产生的环境效应、

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等开展了广泛研究。在城市层面，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有助于减少城市空气

污染（宋弘等，2019；王华星和石大千，2019）、降低城市碳排放（Wen和Liu，2022）、促

进城市绿色技术创新（Pan等，2022）、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王亚飞和陶文清，

2021）和促进城市就业（王锋和葛星，2022）。在企业层面，此政策能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Shen，2021）和绿色技术创新（徐佳和崔静波，2020；Zhuo，2022），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赵振智等，2021），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王贞洁和王惠，2023），稳定企业就业（王锋

和葛星，2020）和改善企业ESG表现（王治等，2022；刘歆和徐元国，2023）。同时，也有

研究指出，该政策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目标责任机制不明确、资金支持不到位和人才保障机制不

完善等问题（郭施宏和王雪纯，2021），影响政策实施效果。

由此可见，目前评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实施效果的文献集中在城市层面以及政策的环境和

经济效果上，对政策影响企业ESG投资的关注较少。实际上，大量文献指出，绿色投资（陈

宇峰和马延柏，2021）、环保投资（闫文娟等，2022）。绿色人力资本投资（王辉等，2022）

等ESG相关投资对企业改善ESG表现具有实质性推动作用。虽然少量文献发现，低碳城市试

点政策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王治等，2023）和改善企业内部控制（刘歆和徐元

国，2023）等路径改善企业ESG表现，但是未对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否通过增加企业ESG

相关投资来提高其ESG表现”这一问题做出回应。此外，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对企业投资偏好

和ESG表现的影响可能有所差异（李青原和肖泽华，2020），例如，王书斌和徐盈之

（2015）研究发现，环境行政管制和环境污染监管强度能够通过促进企业技术投资和类金融投

资，提高企业的雾霾脱钩效应，而环境经济规制强度则表现出相反作用。但是，鲜有文献从政

策工具类型这一角度考虑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异质性影响。

针对ESG相关投资，目前，我国ESG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环保投资。例如购置污染治理设

备、开发清洁生产技术等，但从长期看，大量资本进入绿色低碳和ESG领域，会形成新产

业、新岗位和新的企业治理模式（星焱，2017；张小溪和马宗明，2022；Shu和Tan，

2023）。这些新的产业、岗位和治理模式在创造就业的同时，也对从业人员的ESG背景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一般来说需要招聘或者培养更高学历的人才，即进行高素质人力资本投资（王

辉等，2022）。对此，本文从企业投资偏好的视角，检验低碳试点城市是否通过更多地进行环

保投资和高素质人力资本投资两条路径，来提升自身ESG表现。针对政策工具类型，根据

Wang等（2015）的研究，本文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视为一项综合型环境规制，考察三种不同

类型的环境规制，即命令型环境规制、市场型环境规制和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ESG表现

的异质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