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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延中丨“身体”：中国政治思想建构的认知基础

摘要：从“政治认知”的视角入手，讨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内

在框架的基础要素。首先对“身体政治”做出了较明确的界定，在此

基础上阐述中国传统思想中“身体认知”的三个主要方面，最后讨论

这种思维方式的认知效果和政治后果。“身体政治”的认知路径，一

方面具有简化和直观的基本特征，以“身体”为基础，通过“感性移

情”（empathy）方式去推论和说明那些抽象、宏观和复杂的问题，

实际上缩短了思考的时间，降低了理解的难度；另一方面又具有强烈

的“经验论”倾向，形成明显的“具体性思维方式”的特质。此种

“中国思维”的思想脉络，与建基于契约论基础之上的现代政治理论，

形成本质性的差别。

“思维方式”是学术界经常使用的一个常识性概念，但是研究者

似乎都把它认作一个无需论证的前提假设，并未对此进行基本的界定

和深入的探讨。在笔者看来，这实际上留下了论证理路上的某种模糊

区间。因此，我们的讨论就从一个明确的起点开始，就是所谓“认知

结构”（cognitivestructure）。“认知”不完全等同于“认识”，

它是指形成人们认识的基础要素、方式和途径，是关于形成认识的

“所以然”，或者叫做“认识的认识”。笔者认为，“身体政治”是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内在认知架构的基础要素之一，对中国传统政治思

想的整体结构和思维规则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仅涉及此种认知形态

的政治思维过程和后果，其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政治表现将另文

探讨。

一、“身体隐喻”的认知意涵

“身体政治”（bodypolitics）是由法国思想家米希尔·福柯

（MichelFocault）中晚期研究中所使用的分析性概念，引进国内则

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事情。继“知识考古学”之后，福柯转到

“历史系谱学”方向，此后，作为主体自身的“身体”以及它与社会

客体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福柯“话语”的兴奋点。通过一系列细腻的

个案描述和宏观透视，福柯试图告诉人们“身体在道德领域中是罪恶，

在真理领域中是错觉，在生产领域中是机器”的现代性观念[1]（P1），

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或许由于受到福柯研究作品的影响，“身体政治”

也已逐渐进入政治社会学领域的主流话语。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赖

恩·特纳BryanS.（Turner）在最近的综合性论著中专章讨论了“普通

身体社会学”问题，并把“全面把握身体形象在社会空间中如何发挥

功能”、“真正从社会学角度评价各种社会身体在长时间内的交互作

用，即达成对于身体体现之集体性理解”以及“以一种彻底的历史感

来认识身体及其文化形态”，作为“身体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目标。

[2]（P584）

对于本文的论题而言，福柯的思想只是启示而不是方法，这种启

示就是：作为认知结果的“知识”，实际上就是已在思想者头脑中预

设的一套观察和归纳问题的基础模版或框架，人们据此去看待、评价

和分析客观事物。在这个结构中，“身体”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

在以往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人们一般会把分析的视角投射到主

体以外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关系的维度上去，而生产思想的主体自身则

处于被“遗忘”、“淡漠”和“省略”的状态。换言之，作为认知主

体的认知结构，被排除出政治思想史分析的范围之外。但对问题做了

这样的缺省之后，我们将无法回答下列问题：为什么人们面对同样的

事物，却可能“读”出完全不同、甚至大相径庭的意义？作为同样的

人类存在，世界各文明系统之间又为什么会呈现如此之大的差异？具

体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研究，我们将无从解释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什

么总对某些问题和命题特别关注，而对于另外的一些问题和命题却从

未设问？例如：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天--君--臣--民”的系列命题极为

关注，论述甚丰，但对于“权力”（power）与“权利”（right）的

关系却极少提及；作为政治学基础的人性问题，在中国思想传统中十

分发达，但这并未能导致关于权力制衡意义上的制度思考。显然，对

于诸如此类的问题，仅仅从地域环境的角度给予解释是远远不够的，

而认知结构的奠基则是一个重要的视角。虽然生存环境与知识结构不

是决定论的，而是相互依赖性的，但也必须指出，当某种知识系统相

对稳定下来的时候，它就会向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弥漫和扩散，以勿庸

置疑和不证自明的“习俗”和“精神”的要素，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