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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耳鼻咽喉科学的发展时期

宋金元时代（公元960─1368年）,由于传统的唯物主义

哲学对于极端唯心主义理学的抗衡性发展，学术争鸣活跃；

也因为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科学文化交流，加速了医

药科学的发展。而且，由于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医疗实践

经验的积累，对病证种类以及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和临床医

疗处方用药规律的掌握，均有很大进步，从而为病证的进一

步分类、病因病机的深入探讨与归纳，以及改造旧理论，创

造新理论，提供了雄厚的实践基础。因此这一时期的耳鼻咽

喉科学发展，除了病证认识及临床治疗方面的进步外，最为

突出的是解剖生理学、病因病理学的进步与学术理论的新探

讨，其中特别是金元四大家对耳鼻咽喉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巨

大的贡献。

一、发展的一般概况

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其一，解剖生理学进展。金元时代对耳鼻咽喉解剖生理

认识的进步，突出地表现为对咽喉的解剖生理认识。如宋代

王怀隐等著《太平圣惠方》在《内经》关于咽喉解剖认识的

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咽为胃之系，喉为肺之系的认识，

对后世关于咽喉生理病理学的认识产生了深远影响。苏轼与

沈括的《苏沈良方》继《难经》之后，又一次记载了咽喉解

剖，否定了当时一些人认为咽喉有水喉、食喉、气喉之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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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认识。金代张从正《儒门事亲》进一步阐述了会厌与喉

在生理上相互配合的作用，而且认为会厌以下为吸门，与《难

经》中关于会厌为吸门之说相比似乎更为合理。南宋杨士瀛

《仁斋直指方》指出：“心为声音之主，肺为声音之门，肾

为声音之根。”对声音与脏腑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其二，病证认识的进展。宋代陈无择《三因方》进一步

阐述和发挥了《金匮要略》的“三因学说”，并运用于耳鼻

咽喉科领域，将复杂的病因病机删繁就简，提纲挈领，归纳

为六淫外感、七情内损、饮食劳逸不内外因等三类病因病理。

并指出：“五脏久咳则声嘶，嘶者喉破也，非咽门病。”从

而纠正了《备急千金要方》以来关于声嘶为咽门破的错误认

识。金代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最早描述了单纯性慢性

鼻炎的症状特点。张从正《儒门事亲》最早对乳蛾病因病机

及其病状进行了描述，并与有关病证相鉴别。南宋严用和在

总结前人关于耳鼻咽喉病因病机认识的基础上，明确阐述了

耳病归咎于心肾，鼻病归咎于肺，咽喉病归咎于肺胃的观点，

对《内经》中关于官窍脏腑相关理论的发展有较大的推动作

用。《仁斋直指方》继《金匮要略》之后，进一步阐述了梅

核气一病的病因病机及其症候“人有七情，病生七情

七气相干，痰涎凝结，如絮如膜，甚如梅核，窒塞于咽喉之

间，咯不出，咽不下。”梅核气之称即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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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疾病分类的进展。南宋汤民望《婴孩妙决论》首

次将脓耳分为聤耳、脓耳、缠耳、沍耳、震耳等五类（见《幼

科类萃》），对后世关于脓耳的分类有一定影响。张从正《儒

门事亲》首次将喉痹分为八症（实际上只有七症）是古代将

喉痹泛指咽喉牙舌病证的肇端。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

将“喉痹八症”更名补充为“一十八种喉风症”，其中包括

了咽喉口齿牙舌病证，开了咽喉口齿病证以风命名的先河。

这些分类方法虽然在临床并无多大意义，但对明清时代的著

书立说却影响颇大。

其四，防治方面的进展。这一时期以外治方法进展较大。

据《梦溪笔谈》载：“世人以竹木牙骨之类为叫子，置入喉

中吹之能作人言，谓之颡叫子。尝有病瘖者，为人所苦，烦

冤无以自言。听讼者试取叫子，令颡之作声，如傀儡子，粗

能辨其一二，其冤获伸。”可见十一世纪中叶，我国就有了

类似人工喉问世。宋代用切开排脓法治疗咽喉部痈肿已积累

了较丰富的经验，如赵佶《圣济总录》第122卷载“咽喉生

痈善用针者，辨其可刺，宜速破之，仍施以点饵之剂。”

窦材《扁鹊心书》及党永年《神秘名医录》均载有用切开法

治疗咽喉痈肿的案例。《儒门事亲》第七卷中首载了用器械

取出咽喉异物的方法。另外，宋朝政府组织编写的《太平圣

惠方》搜集了在此之前的耳鼻咽喉内外治方有三卷，连同散

见于其他各卷者近900首。这一时期的内治，尽管提出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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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新的治疗原则，但在与方剂和药物的选择运用有机地结合，

即运用辨证论治方面，还并不充分。

其五，学科分类的进展。宋代的医学教育分为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