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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承庭训，立志学医济世

1917年2月21日，阮士怡教授出生在河北省丰南县宋家营镇。丰南县位于华北

平原东部的渤海之滨，西距北京185公里，隶属于现河北省唐山市，南邻渤海。

河北省是名医辈出之地，如金元时期刘完素、张元素、李东垣，对近代中医发

展起着重要作用。阮士怡教授曾祖在当地也是书香富足人家，到祖父辈时，家道中

落。叔祖父阮鹤庭是当地知名的中医郎中，父亲在当地经营一家中药铺，母亲勤俭

持家，供家中两个男孩读书上进。阮士怡教授自幼喜欢读书，在家人的熏陶下，很

小就可以背诵简单的《汤头歌诀》，对中医中药有了初步的认识。

自清末以来，西洋学堂在各地兴办，亦有许多地方是废弃荒庙兴办学堂的。丰

南县地处沿海，开风气之先，是兴学较早的地区。洋学堂开办的课程也很现代化：

有算数、格致、文学、历史、地理等。阮士怡教授就是在这样的西洋学堂中读完了

初小4年，高小2年。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混战，天下大乱，遭逢国难。阮

士怡教授被迫辍学，回乡教书。1937年，跟随哥哥阮士奇到北京志诚私立中学继续

完成学业。1938年，参加当年北京高三数理化会考，优异成绩，被北京大学工学院

土木工程系和辅仁大学社会经济系同时录取，并最终就读于北京大学工学院。时值

帝国主义角逐争斗，人民大众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兵荒马乱之时百姓备受折磨，医

疗公共设施极差，国人相对体弱多病，甚至被外国人讥为“东亚病夫”。为雪国耻，

阮士怡教授遂转念学医。1940年由工学院肄业后考取北京大学医学院，以图救民众

之病痛，强国人之体魄，从此开始了漫漫的从医之路。

二、披荆斩棘，步入杏林之路

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学习4年。此间，阮士怡教授始终充满了忧患和不安全感。

时值日本侵华战争，北平沦陷后，大学中执教的教师大部分都是日本人。大学期间

阮士怡教授被派往北大医学院附属医院做住院医生，开始临床实习工作。在北大医

学院附属医院，阮士怡教授常常会有机会参与救治危重病人，这对他今后在急症救

治方面的技能打下了扎实的临床实践基础。

1944年毕业后，阮士怡教授留校读研究生。导师田火帮吉是个对医学研究一丝

不苟的日本人，重视实验室研究和检查，阮士怡教授在后来的从医道路上注重科学

研究也是颇受其影响的。

1946年，阮士怡教授来到天津。最初在第四中心医院（原铁路总医院），做内科

住院医师。1949年解放后，被调入中共中央华北局职业病医院（振华医院），后归并

为天津市工业局医院（天津市第五医院）。当时在天津有很多协和医学院毕业的医生，

如内科苏启帧，著名的胸外科医生张继正当时任院长。1953年因人员调动及工作需

要，由阮士怡教授独立负责主持内科工作。经过近10年的医学临床一线的刻苦学习

及实践，阮士怡教授在西医学方面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在内科临床诊断、实验室检

查、危重疑难病的抢救治疗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1955年天津市贯彻党中央中医政策，成立天津市中医医院。此次党中央颁布的

中医政策对阮士怡教授的影响极大。当时国内西医处于发展初期，很多内科疾病没

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药品稀缺，再加上由于幼年受到中医理论的熏陶，对于中医理

论并不陌生的阮士怡教授，奉调参加天津市中医医院的建院工作，期间的临床经历

和医疗实践使阮士怡教授对中医药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三、名医指导，投身中医建设

1956年，阮士怡教授先后拜天津名中医赵寄凡、陆观虎为师，随师侍诊，深得

老师教诲，受益良多。在跟随老师的临证过程中，阮士怡教授认真思考，善于总结，

对祖国医学的经方验治颇有心得。阮士怡教授认为：“学习中医就应遵循‘辨证求因，

审因施治’的原则，临床诊病时要善于辨证求因论治，以治其本。”

1957年，随着中医学院的成立，中医医院成为学院附属医院。建院之初，各类

医疗技术人员匮乏，医疗水平良莠不齐，阮士怡教授独立承担起了全院危重急症的

抢救工作。当时因医院缺少专业护理人员，阮士怡教授常常亲自完成取血、输液等

操作。医院为提高医疗水平，先后举办两届“徒弟班”，王竹瑛、马连珍为第一届，

郭玉兰为第二届，均为阮士怡教授的徒弟。医院还聘请中医讲师何继儕先生给西学

中的医生精讲《内经知要》。阮士怡教授开始认识到《内经》内容高深，道理玄妙，

尽管内容晦涩难懂，需要反复领会其中的奥秘，但其理论博大精深。当时阮士怡教

授还与同事张方舆经常交流学习中医的体会，这位张先生是素有“北张南冉（冉雪

峰）”之称的张锡纯的弟子，他主张中西结合，结合现代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