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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中国诗歌的三个发展阶段

王光明

一

20世纪中国诗歌是一个重新创造它的作者与读者的历史过程、一

串迂回探寻的脚印、一个在实践中寻求认同和修改的梦想。

寻找现代诗歌之梦的第一个阶段，是起自晚清的“诗界革命”，

至“五四”前后的“新诗”运动，可以称之为古典诗歌体制的破坏阶

段，或者说是诗歌语言与体式的解放阶段。它最大的特点是把诗歌纳

入了世界现代化的视野，把诗歌变革当做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有机组

成部分。先是经由黄遵宪、梁启超等先行者把诗引入“人境”，呈现

了“新意境”、“新词语”与古典诗歌符号、形式的矛盾紧张关系，

后是胡适在与朋友的讨论和美国的意象派宣言中得到了启示，找到了

从语言形式下手的革新方案。从“白话诗”到“新诗”的运动彻底动

摇了古典诗歌赖以延续的两个根基，改变了中国诗歌近千年在封闭的

语言形式里自我循环的格局，使长期淡忘的口语资源和陌生的西方语

言形式资源融入诗歌写作。但第一，“白话”作为一种现代的语言体

系还不成熟，它本身如何发展和如何用它去写诗是一个需要漫长的实

践才能明了的问题。第二，胡适的革新方案是一个直取要塞的破坏方

案，但破坏者往往很难同时成为一个很有成就的建设者，他那种深受

宋诗影响的“作诗如作文”的方案，虽然推进了白话文运动，但由于

混淆了诗歌与散文在语言运用上的文类界限，绝对谈不上是一个完善

的诗歌建设方案。第三，“时代精神”的强力牵引，急切的“求解放”

和社会现代转型的要求，不仅让许多人忽略了中国诗歌传统中诸多可

以转化与再生的资源，普遍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而且对西方文化精神、

形式的理解也非常情绪化和简单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把它们浪漫化

了，其中“自我表现”的精神和“自由诗”的形式，在不断把“五四”

神话化的现代历史语境中，几乎成了判断“新诗”的两大指标，很少

人愿意承认，它们也是造成20世纪中国诗歌写作与阅读的简单化，妨

碍人们认同“新诗”具有语言与形式美的根源。

把晚清至“五四”时期(大概到1923年左右)的“新诗”看做“破

坏时期”，是想强调这一阶段的诗歌有很多反思的空间，并没有降低

它的意义的意思。在一座座宏伟庄严的历史纪念碑前，挑战延续千年

的诗歌趣味和写作习惯，开辟新的诗歌场地，这是何等艰难的工作!重

要的不是已经建造好了什么，而是目光已经不在固定的一点上停留，

有了更多的参照，有了规划和建造的可能。包括语言形式上的“欧化”

和诗歌观念的浪漫化倾向，固然是“五四”激进主义思潮的反映，带

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但它的贡献是巨大的，尤其是它拉近了诗歌与现

实生活的联系，改变了中国诗歌语言与形式的参照体系，解放了诗歌

的感受力和想像力。从此，中国诗歌的观念、语言、意象与形式技巧，

再也不能在自己的封闭体系中加以理解了。

二

破坏时期的功绩主要是开放了中国诗歌的语言、形式体系，接纳

了西方诗歌的精神和艺术资源，但它的注意力主要在语言、形式、自

我的解放，而不是诗歌想像世界的艺术规律。比较自觉地从本体立场

出发把现代诗歌文类的建设提上议事日程，是20世纪20年代开始并

延续到40年代的“诗形”与“诗质”的双向寻求。这个时期可以称为

现代汉语诗歌的建设时期。

“建设时期”与“破坏时期”的对话关系，一方面是承接了前一

代诗人反叛古典传统的“新”诗理想，继续从西方诗歌中寻求革新和

建设的资源；另一方面，他们又与前代诗人有很大的不同。前一代诗

人是努力把诗写得不像诗，准确地说是不像传统的古典诗，他们急于

要摆脱“旧诗”，只要有“时代精神”，语言上使用白话，形式上不

讲格律就都是“新诗”。而这一代诗人却不同意诗歌就是这样简单直

接，他们认为诗不是感情的泛滥而是对情感的驾驭，应有艺术的自觉，

有形式和诗意的尊严。

建设时期的诗歌重新关注诗歌特殊的说话方式，重新面对诗的形

式和语言要求。先是有陆志韦探索“有节奏的自由诗”，紧接着是

“新月诗派”的诗人在闻一多、徐志摩的感召下“第一次聚集起来诚

心诚意的试验作新诗”(梁实秋语)，引导诗歌在建行建节的方面走上轨

道。这就是被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命名的“格律

诗派”。他们希望在视觉与听觉两方面协调考虑诗歌的形式问题，在

视觉方面做到诗节的匀称和诗句的齐整，在听觉方面注意音节、平仄、

押韵的节奏意义。“格律诗派”在它的早期也有一些局限，一是比较

强调语言的节奏，却对诗情内在节奏兼顾不够，二是在倡导视觉形式

与听觉的协调时，注重的是它们的制衡性，没有把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