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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人员的综合素质

“秘”，按《说文解字》的解释，为不可测之意，“神”也。“秘书”一词

最早出现在汉代，那时指宫中秘藏之书。如，据《汉书·叙传》记载：“游博

学有俊才，与刘向校秘书”。《晋书·荀勖传》：“得汲郡众中古文竹书，诏勖撰

次之，以为中经，列在秘书。”这里讲的“秘书”，都是指宫中秘藏之书。而后，

“秘书”一词逐渐由指物发展到指人，即指国家机关的一种官职。东汉桓帝时，

开始设“秘书监”，相当于国家的图书馆长。继而《后汉书·马融传》提到“典

校秘书”。魏晋南北朝设“秘书监”、“秘书丞”、“秘书郎”，均指一类文官的职

称。南北朝的梁代设“秘书省”，开始作为国家的行政机构，并为历代封建王

朝所沿袭(关于我国古代秘书史的情况，后面还要专章讲述)。总之，“秘书”

一词在我国古代多是指掌握文史图籍的官员，如唐代的“秘书郎”分掌“经、

史、子、集”四部书等。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随着观实生活的巨大变化，

“秘书”一词有了新的含义，它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行政干部的一种职务名称，

而且它的工作涵义和内容要远比古代丰富得多。

秘书是领导的参谋和助手。其主要职责是协助领导综合情况，沟通信息，

研究政策，办理会务，处理来信来访，管理档案，起草文书等等。

秘书工作要求秘书具有广泛的能力，如敏锐的洞察力，透彻的理解力，快

速的判断力，高度的概括力，丰富的联想力，广泛的社交力，娴熟的表达力等

等。因此，必须以加强综合素质的修养为前提。综合素质的修养主要包括以下

几方面：

一、理论修养

公文一类的应用文，是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体现，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

策性和对实践的指导性。能否写好这些文章，与作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

思想政治水平的高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丁说：“既然语言作为工具对我

们的思想必要正如骏马之于骑士，既然最好的马适合于最好的骑士，那么最好

的语言就适合最好的思想。”这段话说出了语言与思想之间的辩证关系。叶圣

陶先生对此说得更为直接，他说：“有什么样的生活实践、思想方法、工作作

风等等，就有什么样的语言，那语法、修辞、章节结构等等不过是运用语言的

方式罢了。”①这些话说明了语言的运用是受思想支配的。本固枝荣，理论水

平是本，语言运用是枝。作者的理论水平越高，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就越强，

对方针、政策的理解就越深刻，对搜集来的材料进行分析综合、整理加工就越

得心应手，对语言的驾驭能力就会越来越娴熟。

毛泽东是雄绝千古的语言大师，字字玑珠，妙文连篇，堪称楷模。他语言

功底的深厚，还首先取决于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逄先知在毛泽东

读马列著作)一文中，详细介绍了毛泽东在各个革命时期如饥似渴学习马列著

作的情况，对文秘工作者有很大的启示。现摘述其中一部分：

“1920年毛泽东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两三本书，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

段斗争，阶段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找到了认识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

法。

“在大革命时期，马列著作翻译到中国来的还很少。毛泽东在1926年已

经直接或者间接从别人的引述那里，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部分内容。

“土地革命时期，1932年4月，红军打下漳州，没收了一批军事、政治、

科学的书送到总政治部，其中有一些马列著作。毛泽东在回忆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的历史时说，那个时候读到马列著作很不容易，在长征路上，他患病的时候

躺在担架上还读马列的书。1964年3月，他对一个外国代表团说，他‘是在

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

“根据延安时期给毛泽东管过图书的史敬棠回忆，毛泽东在延安常读(两

个策略)、“左派”幼稚病)。他用的这两本书还是经过万里长征从中央苏区

带来的，虽然破旧了，仍爱不释手。毛泽东在这两本书中写了一些批语，有几

种不同笔划的圈、点和杠杠，写有某年某月“初读”，某年某月“二读”，某年

某月“三读”的字样。

“解放战争时期，经毛泽东批阅的马列著作，现在掌握的有两本，一本是

国家与革命)，一本是(“左派”幼稚病)。在国家与革命)的封面上，毛泽东

亲笔写上‘毛泽东一九四六年’，在扉页上注明：‘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二日在延

安起读’。翻开书一看，在阶级社会与国家)这一章，几乎每句话的旁边都划

着杠杠，讲暴力革命的地方划的杠杠特别引人注目。

“全国解放后，在党的工作中心转到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1954年，

毛泽东又一次阅读(资本论)，以后又多次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有关政治

经济学论文13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