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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方言研究

汉族的先民开始时人数很少，使用的汉语也比较单纯。后来由于社会的发展，居民逐渐

向四周扩展，或者集体向远方迁移，或者跟异族人发生接触，汉语就逐渐地发生分化，产生

了分布在不同地域上的方言。汉语方言分布区域辽阔，使用人口在9亿以上。

汉语方言的形成和发展

汉语方言的形成和发展跟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息息相关，只有密切联系汉族和中国社会发

展的历史进行研究，才有可能了解汉语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具体过程。

相传黄帝时中原有万国，夏朝为三千，西周初期还分封八百诸侯,那时候汉语及其方言

的情况到底如何,因史料很少难以具体论述。但中国社会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汉语的方言

差别已可以从先秦古籍的记载中得到证实。《左传·文公十三年》（公元前614）:“秦伯

师于河西，魏人在东。寿余曰：‘请东人之能与夫二三有司言者，吾与之先’使士会。”这

段记载说明当时黄河东西的汉语方言已有差异。《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谓戴不胜曰：

‘…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

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

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这里说到齐语、楚语，表明在公元前3、4世纪孟子生活

的战国时代，北方的汉语方言跟南方的汉语方言已有相当显著的差异。

秦始皇消灭了各诸侯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帝国,实行“书同文”，“罢其不与秦文合者”。

这种规定标准字体、使汉字定型化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方言的发展，但方言的分歧还

是明显地存在，这在后来西汉扬雄所著《適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一书

中反映得十分清楚。《方言》是一本各地方言比较词汇集，所收词语按通行情况大体可分4

类：①通语,是各地普遍通行的；②某地某地间通语，通行区域较广的；③某地语,通行区域

较窄的;④古今语（或古雅之别语），是冷僻古语之残留，通行区域很窄。现代学者根据《方

言》所称引的地名进行分合，得西汉方言区13个：秦晋、郑韩周、梁和西楚、齐鲁、赵魏

之西北、魏卫宋、陈郑之东郊和楚之中部、东齐与徐、吴扬越、楚(荆楚)、南楚、西秦、燕

代。从中可以看出西汉汉语方言分布的大体情形。《方言》一书所反映的汉语方言分布的情

况是汉语随着社会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所造成的。

根据古书记载,在秦汉以前的上古时代,汉语方言除了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北方话以

外，吴方言、粤方言、湘方言也可能已经在东南地区内逐渐形成。《汉书·地理志》注说：

“自交趾(今越南北部和广东、广西大部)至会稽（今江苏长江以南、茅山以东和浙江大部）

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百粤”即“百越”。从《史记》、《汉书》及《吕氏春

秋》、《吴越春秋》等书的记载，可知百越之地古代早就有汉人居住，但他们的来源地并不

一致。在汉人跟汉人、汉人跟异族人长期接触的过程中，发生语言的互相影响和融合，逐渐

地形成吴、粤、湘等方言。《吕氏春秋·贵直篇》引伍子胥的话说：“夫齐之与吴也,习俗

不同,言语不能……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这表明当时北方

话的齐语跟南方话的吴语差别已经很大，而吴语、越(粤)语之间的差别倒还很小。《吴越春

秋》里的渔父歌,写伍子胥由楚奔吴至江中遇渔父的故事。渔父所唱的吴歌，诗句结构接近

楚辞，例如“日月照耀兮寝已驰，与子期兮芦之漪”；“日已夕兮,余心忧悲,月已迟兮，何

以渡为，事寝急兮将奈何！”这个例子似乎表明春秋时代吴语跟楚语的差别并不大。扬雄《方

言》多次提到“南楚江湘”,有时也提到“荆汝江湘”和“江湘九嶷”,今天湖南省境内的

湘方言,或许在上古时期就已形成并从属于楚语这个南方大方言之内。周秦以后，汉人逐渐

南下进入南粤（今广东、广西等地），作为交际工具的汉语，一方面由于山川阻隔，交通闭

塞，跟北方汉语越来越疏远；另一方面由于民族杂居而引起语言的相互影响和融合，于是就

逐渐形成了粤方言。

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居住在北方的匈奴、鲜卑、

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入居中原，相继在北方地区建立政权。原来统治北方地区的司马氏政

权南迁江南，大批汉人也因社会动乱而不断南迁。在北方地区，汉语和异族语发生了融合，

引起汉语面貌的重大变化；在南方地区，南渡的北方人把北方汉语带到江南，跟当地的汉语

方言相互影响和渗透,从而使这一时期的汉语出现“南染吴越,北杂夷虏”（《颜氏家训·音

辞篇》）的混杂局面。社会的变动，人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