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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中文+职业技能”教育融合发展研究综述

［摘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走出去”已经成为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国际中文教育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详细探讨“中文+职业技能”融合教育的基本概念及其内涵，梳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文+职业教育”发展情况以及非洲地区的“中文+职业教育”融合教育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为非洲“中文+职业技能”教育融合发展对策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非洲“中文+职业技能”；教育融合；研究综述

“中文+职业技能”教育是国际中文教育与职业技能教育融合发展的特色项目，着重从语言学习供给层面分析入手，致力于复合型技能人才的培养。复合型技能人才的培养要求在传播中文教育知识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水平，通过职业教育赋予语言学习一定的经济价值。这种卓有成效的学习方式，除了能够提升中文教育的教学质量水平、把握职校标准话语权以外，还能更好地帮助本土学员完成职业规划，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中文+职业技能”项目的顺利推进是中外双方产业合作的重要成果，也是双方经济互利共赢的重要选择，项目的顺利推进必定会实现双方国家的良性循环和互相促进。

一、核心概念界定

（一）“中文+”

将中文学习与其他专业学习结合，是国际中文教育原有的教育模式。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自2004年创立以来，陆续开设了涵盖商务、旅游、机电、农业、高铁、航空等领域的“中文+”特色课程。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推动了“中文+”教育模式的发展，显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与重大价值。2018年，孙春兰就在孔子学院大会上肯定“中文+”特色项目在国际中文教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至此，“中文+”作为一个独立概念正式出现。

吴应辉等（2020）最早阐释了“中文+”的内涵，在文中，他将“中文+”的重点归结于“中文”，整个教育活动围绕中文教学这一中心展开，然后向周边行业领域辐射，以扩大其影响力。对“中文+”的理解，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在教授汉语的同时，还要增设专业基础培训课程，实现职业基础教学与汉语教学同步进行、共同发展；二是汉语教学先行，在保证学生掌握相应的汉语知识文化以后再提高学生的专业技术能力；三是把“中文+”作为一种理念，以汉语教学为基础，与各个行业进行融合式发展。李怡（2023）将“中文+”归入“专门用途中文教学”范畴，认为“中文+”概念，是专门用途中文教学在新时期迈入的新发展阶段和呈现出的新发展样态，包括“行业汉语”和“中文＋职业技能”教学。李宝贵等（2020）认为“中文+”的提法点明了中文学习的附加价值，如职业技能发展、就业能力提升等，有了“获得感和幸福感”。孙雨桐（2023）提出“中文+”的根本目标是培养“语言文化+职业技能+态度情感”的新型复合型人才。

“中文”与“职业技能”二者协同发展，深度融合，符合吴应辉等对“中文+”的一、三两个层次的定义；“中文+职业技能”是专门用途中文教学的继承和发展，属于其中的“中文+职业技能”教育一类，结合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本文提到的“中文+”应为一种以培养“中文+职业技能”复合型人才为目标，在中文教学的基础上，中文与职业技能融合发展的教育理念。

（二）“中文+职业技能”

“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由“专门用途中文”教学发展而来。国际中文教育大会于2019年正式召开，此次会议提出推进“中文＋职业教育”的口号，指出要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就业，提高民生福祉。与此同时，《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中指出，要进一步推进‘中文＋职业技能項目，通过该项目为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国门提供助力。“中文+职业技能”教育正是在国际中文教育和职业教育配套“走出去”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专门用途中文教学。

孟源等（2022）对“中文+职业技能”的概念进行了分析和界定，提出“中文+职业教育”是一个融合的概念。其中“中文”为语言范畴，即国际中文教育；“职业技能”为职业教育范畴，“+”是协同、合作、融合，两者联系起来构成的“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实际上就是职业教育“走出去”与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的结果，也是一种新型的教育形态。孙雨桐（2023）将“中文+职业技能”定位为服务于我国教育规划部署及教育教学实践。陈明昆等（2023）认为“中文+职业技能”教育是海外中文教育机构开展或参与的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活动。杜修平等（2023）对“中文+职业教育”做出的定义为中文、职业教育深度融合后形成的一种特色教育。王正青等（2023）认为“中文+职业技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摆脱传统国际教育援助困境的新型国际教育援助模式。

综合上述对“中文+职业技能”内涵的阐释，可以将“中文+职业技能”定义为具有就业导向性的语言与职业教育融合发展教育形态与教学模式。

（三）教育融合

孙雨桐（2023）提出教育融合是一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