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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责任法案例分析

从本案浅析侵权责任法第24条公平责任的适用

年5月25日，陆某在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学习开车，中

午休息时，陆某去卫生间方便，不料却晕倒在卫生间内。陆某的教练

随即对陆某进展急救并拨打了120救助电话。随后陆某被送进医院抢

救，经过治疗陆某于年7月20日因医治无效死亡。医院的病例显示，

陆某死亡的原因为肺部感染。同时陆某的病历资料显示，陆某生前有

心脏病史。事件发生后，陆某的直系亲属起诉至人民法院，要求法院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4条的规定适用公平原那么，判令机动车驾驶员

培训有限公司与其分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而被告辩称，被告并非加害人，不存在加害行为，陆某是因病死

亡，原告要求适用公平原那么没有法律依据。

案件的主审法官认为，本案中原告确认了被告没有实施过具体的

加害行为，也即被告无侵权行为，同时，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也无法

证明被告的培训行为于陆某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顾在既无请求权根

底又无损害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

于法无据，从而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就在于本案能否使用侵权责任法第24

条的公平责任的规定，由双方分担损失。根据本案的情况，本案难以

适用并无异议。但是，侵权责任法第24条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

还有很大的讨论的空间。本文拟结合本案，对公平责任的适用作一简

单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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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责任，在中国和西方法律均有表达，1794年《普鲁士普通

邦法》开风气之先，为世界上首部规定公平责任的法典。[①]此后，

世界各国的法律都确定了公平责任。具体而言，类似的规定主要见于

1811年《奥地利民法典》第1310条，1900年《德国民法典》第829

条[②]，1911年《瑞士债务法》第54条[③]，1942年《意大利民法

典》第2047[④]，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第187条第3、4款[⑤]。

分析以上各国关于公平责任的规定不难看出，这些规定主要适用于当

行为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者处于无意识状态

中或者处于因精神错乱而不能自由决定意志状态中时，实施了侵权行

为，同时受害人又不能从对上述行为人负有监护责任的第三人那里获

得损害赔偿时由法院根据公平原那么判令以加害人的财产给予一定

的赔偿。这些国家立法中公平责任适用的范围是特定的，仅限于法律

明文规定的场合。公平责任的规定并不能作为一个一般条款普遍适用。

比较各国的立法也有不同于上述各国立法的情形，即不限制公平

责任的适用范围，将公平责任的规定作为一个一般条款纳入法典。该

种立法主要有两例，一是1900年《德国民法典》草案的第二稿第752

条的规定，[⑥]二是1922年《苏俄民法典》第406条的规定。[⑦]

第一种情况实际上并非成文法的规定而仅仅是一个立法的尝试，然而

该草案的规定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反对者认为，“该条文在法律上的

模糊性到达了使人不能忍受的程度”[⑧]，以公平为理由确定责任的

承担，而公平并不是一个内涵明确的法律概念，最终，立法并没有采

纳这一规定。而《苏俄民法典》第406条的规定“在法院的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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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没有适用”。[⑨]而且，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也没有沿

用这一规定。可以看出，将公平责任作为一个一般条款纳入立法的尝

试在各国均受到了不小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很大一局部原因在于公

平的内容是暧昧的，公平虽然是法的根本价值，但其含义是极不确定

的，自古以来学者们对公平的内涵外延都有不同的理解，这样的不同

层次违背了法律确实定性的原那么；正是对公平的不同理解，公平的

实现很多情况下需要法官在个案中进展平衡。然而“如果我们赋予法

官以实行个别平衡的权力，那么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这种权力的行

使不应到达损害标准性制度的程度”[⑩]。假设将公平责任作为一个

一般条款普遍适用，那么公平责任的规定很可能使侵权责任法中的其

他规定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公平责任赋予法官巨大的裁量权可能

因为法官的恣意而破坏了法律的稳定性。

我国最早关于公平责任的规定见于《民法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