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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吴中行的礼教思想及成因

摘要：儒家礼教以“礼”为核心，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教育模式，自古以来，受到不少文人士大夫的推崇。明人吴中行著有《赐余堂集》十四卷，其中不少篇目便体现了其礼教思想。究其缘由，其礼教思想之形成受到了明代童子习礼、陆贽、儒家传统及“夺情案”的影响，吴中行十分推崇知礼之人并以礼修身、以礼治国，将礼固化为内在品质且积极践行，从而达到了知行合一。

关键词：吴中行；礼教；儒家传统

吴中行，字子道，号复庵，江苏武进人。二十岁时，吴中行便中了举人，但其父吴性告诫他不要急于求进，便放弃了会试。至隆庆五年考取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明史》中载：“大学士张居正，中行坐主也。万历五年，居正遭父丧，夺情视事。御史曾士楚、吏科都给事中陈三谟倡疏奏留，举朝和之，中行独愤。”REF_Ref23914\r\h[2]3344礼教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对礼教的推崇也是历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追求，从吴中行对待张居正夺情一事的态度便可看出，吴中行谨守圣贤义理、祖宗法度，“礼”作为他为人臣、为人子的准则，已然内化于心。

一、吴中行礼教思想之体现：修身与治国

在儒家礼教思想的影响下，吴中行主张人的行为应合乎礼义，合乎道德规范，他认为礼教与个人、家庭及国家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现从尊知礼之人、以礼修身及以礼治国以及三个方面分析其礼教思想之体现：

（一）尊知礼之人

吴中行严于律己，追求德礼兼备，同时他也很欣赏知礼之人，尤其是明代的理学名臣。如《议从祀疏》一文，吴中行在此文中就孔庙从祀对象的选定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极力推举薛瑄、胡居仁、王守仁、陈献章四人从祀，认为此四人有先贤遗风。在孔庙中，共分“配享”“配祀”“从祀”三个位阶，“配享”包括颜回、曾参、孔伋以及孟轲。除四配外还有十二哲，属于“配祀”，十二哲除朱熹以外都为孔子的弟子。这里的“从祀”属第三等，包括先贤、先儒两部分，吴中行在奏疏中言：

故若薛瑄、若胡居仁践履笃实，足为后学之模，以修身为教而有功于六经修践者，是可祀也。今之儒有局支离之迹，而茫昧本源者矣。故若王守仁、若陈献章，悟识通融，能发先圣之奥，以明心为教而有功于六经宗源者，是可祀也。REF_Ref23183\r[1]286

薛瑄自幼便熟读“四书”，成年后推崇程朱理学并对其进行完善，后人称之为“实践之儒”。胡居仁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远离官场，但其思想却对后世影响深远，他同薛瑄一样，饱读儒家经典，是明代程朱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王守仁和陈献章强调“自悟本心”，实现了明代儒学由理学向心学的转变。吴中行将践履笃行、发先圣奥义、以修身为教、以明心为教作为从祀的标准，可见其承儒家礼教传统，以“六经”为教育内容，重视上行下效。他认为此四人“薛瑄之《读书录》，胡居仁之《居敬录》，故未尝无所发明。而守仁之功行卓越，献章之孝义明彰，亦未尝有遗践履”REF_Ref23183\r[1]286，所以推举此四人从祀，进而教化天下。

《礼记?礼器》中言：“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REF_Ref15190\r\h[5]443忠诚守信作为礼之根本，是衡量人内在美的标准，吴中行也十分欣赏忠信之人。《资政大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苏公墓志铭》一文，吴中行从国事出发，写苏公“忠义激烈，处置中窥却卒，不动声色而收平定之功，此岂可与寻常守尺寸者道哉”REF_Ref23183\r[1]501，他认为苏公恪尽职守、军功卓越，实为忠义之臣。另有《赵别驾擢昌平州守序》一篇，吴中行对赵大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即“赵大夫足称良矣。大夫忠信恺第，坦直冲夷，温然长者而饮水茹蘖，又皭乎不滓也”，以至于各司各部常将赵大夫视为学习的楷模。吴中行冠赵大夫以“慈母大夫”，可见他本人十分赞赏赵大夫的忠信纯良、爱民如子。

由于历史的局限，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影响之下，古代女子的社会地位普遍较低，而吴中行却十分欣赏知礼节的妇人。他在《张母王夫人七十寿序》中曰：“王夫人出世家巨裔，未字时即隐隐有淑德闻里闬间。”REF_Ref23183\r[1]427这描写了王夫人的出身，开篇就塑造了王夫人贤良淑德的形象。“事家人生殖，顾其私悉，委之王夫人。王夫人主中，馈给酒浆。外应宾客，事事有礼节。可松庵公意，松庵公与王夫人相敬爱，自庆得贤助。”REF_Ref23183\r[1]427王夫人不仅帮助松庵公处理家中大小事务，并能外应宾客，以礼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吴中行在寿序中盛赞王夫人贤良、知礼节，为古代女子之楷模。另有《毛母徐孺人墓志铭》一篇，开篇即曰：“毛黄门古庵先生以理学名于世，以中直著于朝，而以礼法范于家也。”REF_Ref23183\r[1]525故“其子姓之逮事先生者，孝谨敦睦，皆循循好礼尚义”REF_Ref23183\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