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自习室中青年的陪伴行动与空间权力实践.docx

网络自习室中青年

网络自习室中青年

的陪伴行动与空间权力实践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

一、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一、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由海外平台“StudywithMe”“StudyAccount”发展而来的“陪伴学习”，展现了青年与数字媒介紧密联结的媒介生存行动。其中，青年秉持着共同的行动理念，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笔记、任务清单等学习成果材料来监督自我、激励他人，推动学习进展。在网络慢直播盛行的当下，实时的陪伴学习直播更是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行动方式：主播们将摄像头对准自己和桌面，邀请观众即时监督其学习状态；一些主播

还通过在线会议软件将众多青年聚集一堂，他们除了观看别人学习，还可以打开摄像头亲自加入网络自习室—无论是备考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写论文的博士，还是在家带娃的青年母亲、身处异乡的留学生等，都可以一同在场，按照自我设定的规则相互监督。

陪伴学习行动为我们呈现了诸多可供观察的行动空间，它反映出青年与数字媒介共谋应对困境的过程。随着社会竞争加剧，我国青年对提升学习效率的渴望日益迫切，但身边可用于学习的时间和空间却被不断压缩—许多青年白天上班，晚上还要挤出时间

来备战考研或考公；想去图书馆、自习室等公共场所学习，却发现人满为患；想要在家抓紧时间安静学习，又因缺乏监督和竞争的氛围而难以获得理想的学习效果。时空的压缩不仅提升了压力，也让这些漂泊奋斗的青年变得越发孤独和焦虑。于是青年开始利用数字媒介的共时和共在能力，建构一个不易受到挤压、方便即时进入的学习时空，用于提升专注力，找寻归属感与情感支持。这对于如今孤独、忙碌却又进取的青年而言无疑是可贵的生存策略。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关注到了该行动并做出了解释。从行为主体视角看，陪伴学习是青年从在校被动学习转向了积极自主学习［1］，是一种“在一起独处”，实现了一种独立与连接、陌生与熟悉、疏离与亲密之间的动态平衡，映射了个人成长、社会交往等方面的精神诉求［2］；而从社会结构视角看，陪伴学习被视为青年群体在监督、陪伴的动机支持下主动的自我规训［3］，是安置现代性焦虑的策略性行动，是Z世代大学生在被“围困”的生活中实现理想与找寻生活意义的可能出路［4］……现有研究都触及了陪伴学习的动机与特征，却并未重视青年与数字媒介之间的关系，而是偏向对青年行为进行解释；此外，少有研究将青年行动与网络自习室的空间权力联系起来看待，整体上也缺乏有机的、动态的、有青年特色的理论阐释。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引入强调“平等”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以下简称“ANT”）作为研究视角和方法论。ANT将社会视为异质实体的联结组成，力求推动人类与非人类（non-humans）在地位上的对称和平等［5］。布鲁诺·拉图尔（BrunoLatour）是21世纪ANT的集大成者，他认为社会是关系性而不是结构性的，行动和权力寓于行动者之间的联结中。行动者是所有在行动过程中发生作用的存在，包括人和非人，都具有能动性，可以改变、转译、扭曲、修改相关的意义和权力。拉图尔认为，所有的行动者都是转义者，而不是缺乏能动性、忠实的中介者。无论转义者看上去多么简单，它都可能变得复杂，让行动前往多个不同的方向，就像剧情有了不同的路线一样［6］。非人行动者的引入能够为青年研究提供更多可能性，使其关注“青年-媒介”的共同行动。并且由于ANT将对互动和权力的考察都寓于关系之中，这也有助于我们在其框架下适当吸纳一些互动和权力理论，发掘网络自习室中相比“主动展示”“在一起独处”等更深层的行动驱动力。

本文基于陪伴学习现象探究以下问题：第一，青年采用何种策略与数字媒介相联结，在网络自习室中实现陪伴与监督？第二，网络自习室中的陪伴和监督是否会面临困境，青年以何种方式应对？第三，这种新型的联结空间促成了哪些权力实践，它们与现实时空的权力机制有何联系和区别？循着上述思路，本文设计了以下研究方法。

二、研究方法

二、研究方法

本文以D平台的学习直播为案例，通过长达14个月（2021年11月至2023年1月）的网络民族志，旨在追寻青年和数字媒介在网络自习室中的行动轨迹。笔者在2021年底先对D平台的“陪伴学习”直播板块做了初步观察，并于2022年上半年根据D平台对“陪伴学习”专区的综合排名，选定了10位影响力较高的博主作为研究对象（编号为自习室A、自习室B……自习室J）。其中，由于“自习室B”直播间多次位列综合排名第一，直播24小时不间断，高峰期人数稳定在300～500人，且大量网友都开启了摄像头，故笔者将其选为重点田野进行每日观察。针对其他直播间，本文也以一周3次的频率进入田野，观察并撰写田野笔记。

表1陪伴学习网络民族志的D平台直播间

田野编号

直播间名称

粉丝数

自习室A

爱学习的小谭

13.8万

自习室B